耳目与内应

晴之风666

到了这个份上，诸葛亮只有实话实说，刘禅不是那么简单的，再 用赵高指鹿为马的方法就说不过去了。至此，刘禅心下自安。

双管齐下，择易为之法试探，令行则立威

到了小说第一百回，诸葛亮四出祁山，与司马懿斗阵，魏军大败， 形势对蜀汉一片大好。但是由于司马懿遣降将苟安散布流言，刘禅中 计，宣孔明班师回朝。这个桥段也是值得说一说的。刘禅是真的中计， 还是另有所图?

首先，当蒋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刘禅的借口是：“朕有机密  事，必须与丞相面议。”其次，孔明受诏后的表现也是十分的蹊跷， 仰天叹曰：“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吾正欲建功，何故取回?我  如不回，是欺主矣。若奉命而退，日后再难得此机会也。”他莫非忘  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古训?如果结合正史上的相关资料来分析， 不难发现刘禅的居心。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已是建兴八年的事了，也就是说，稳定的局 面维持了八年。在这八年中，刘禅一直在努力培养和壮大自己的力量， 如培植宦官势力，提拔亲信官员等等。此次假借流言，突然动用皇帝

命令，可谓双管齐下，其中既有试探性立威的成分，也有权衡双方之 间实力对比的居心。

面对皇权的突然逆袭，诸葛亮不习惯了，怎么应对?抗旨不遵吧， 可能让朝野之中隐藏的政敌借机以欺君藐上、拥兵自重的口实进行攻 击；领命回军吧，又心有不甘，实在有失在朝廷中一言九鼎的面子。 怎么办?权衡了利弊之后，诸葛亮无奈领兵回朝，匆匆找了一个“妄 奏言事”的宦官当替罪羊杀了了事，既为了自己的面子，也狠狠敲打 了一下刘禅。

这次较量，表面上是一次平手，但刘禅立威的目的还是实现了，  起码让诸葛亮感觉到决不能忽视他的存在，也不能随意动废黜的念头。 两个明白人，互相再次打了一个哑谜，你明白我，我明白你。后三年， 双方各行其是，互不干扰，直到诸葛亮死去。

刘禅以“机密事”搪塞蒋琬，是“仁”的柔性，说明他智商正常；以 正式诏书宣诸葛亮，是“法”的刚性，说明他经过八年准备，有了一定 的自信。以刚为主，柔为辅，目的明确，非随心所欲，方法颇具匠心。

循法逆取，定顺守之策，固三十年基业

在小说第一百一十一回里，大约到了延熙五年，床降都督(床降 军区司令)马忠奉旨回朝。恰在此时，姜维奉蒋琬之命率军回驻涪县， 说是要东伐。这是诸葛亮死后，蜀汉政权内部发生的一件极其敏感却 容易让人忽略的事儿。

后诸葛亮时代，军政大员基本还都是诸葛亮提拔的老班底——荆 楚士人和寄寓士人，益州本土士人被刻意打压。如蒋琬以尚书令身份 总揽政事，费祎辅政，姜维辅军，朝政的走向也还是诸葛亮生前既定 的方略——以战求安。随着马忠的回朝，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变。

马忠既非荆楚士人，也非雍凉寄寓士人，而是益州本土巴西(今 四川阆中)人。在蜀汉集团后期，他绝对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

手握重权于外，如今突然入朝，自然会引起蒋琬、费祎、姜维等诸葛 亮嫡系、现任执政者的密切注意。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 达刘禅的诏旨，回来后即拜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 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图很明显。

这就是刘禅的政治手腕。他先是循法(诸葛亮之法)连续升蒋琬 为大将军、大司马，相应地又令费祎顶替蒋琬留下的缺空，费祎一路 升至尚书令、大将军。然而众所周知，大司马和大将军，其实是并列 和重叠的。当年光武帝同设大司马和大将军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战时诸 将出征时名号不足的问题，蜀汉政权仅一州之地，根本用不着。可见 刘禅是希望蒋琬、费祎二人能够互相牵制。此谓对诸葛亮生前人事制 度既定安排的一次逆取。

可惜的是，蒋、费二人并没有出现刘禅所希望见到的争权夺利、 互相扯皮的局面。相反，二人一内(费祎留守成都)一外(蒋琬驻守 汉中),在政事军务上配合得相当默契，每逢大事，费祎总是和蒋琬 商量着办。因此，刘禅不得不再次逆取一下，召床降都督马忠入朝， 以制衡蒋琬、费祎，逼蒋琬取消“东伐计划”,把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 责北伐事宜。

刘禅正是凭借这种娴熟的驭下之策，循法而逆取了渴别已久的军 政大权，制定下”顺守”(即吴魏交战，乘势取之)的国策，基本停止 了空耗国库、劳而无功的大规模北伐战争，与民休息，平息和消化了 一场又一场的内部或者外来的权力危机，在诸葛亮死后，又安然做了 29年皇帝。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打天下靠枪杆子，坐天下却要文武并用的， 一刚一柔，一武一文，相互陪衬，相互制衡。这已成了社会发展的一 条规律，并已被无数历史事实所证明。刘禅是个例子。

“逆取”,原是说凭借武力，超越名分地位夺取权力，尤其是夺取 国家权力。从正统的立场来看，这是不合法的，因此叫做“逆”。但刘 禅的这种做法也可以称为逆取，因为诸葛亮在蜀汉的影响力实在太大

了。“顺守”,是说既已取得了成功，就要顺乎民心，推行各种安抚民 心的措施，以守住胜利的成果。这方面，刘禅无疑是识大体和头脑清 醒的，才能自固基业近三十年。

晚年的刘禅重用宦官，或是蜀汉覆灭的原因之一，但分久必合的 历史潮流，却不是弱小的巴蜀一隅可以阻挡的。

越权办事要把握时机

魏文帝曹丕驾崩的噩耗传出，“境外敌对势力”之一的诸葛亮觉得 时机成熟了，于是打报告(《出师表》)给刘禅，得到批复后即开始 备战，先用离间计把司马懿打发回宛城养老，然后挥师北上。

第一次北伐，诸葛亮还是牛逼的。七擒孟获，没了内忧；积蓄多 年，粮草充沛；赵云健在，得力文臣武将极多。战争初始阶段，斩了 韩德父子，骂死司徒王郎，天水收服姜维，上圭、安定等望风归降， 长安城已然近在咫尺，似乎唾手可得。恰在此时，镇守永安宫的李严 又传来喜讯：曹魏新城太守孟达愿意重归蜀汉，“欲起金城、新城、 上庸三处军马，就彼举事，径取洛阳”。

根据小说的说法(详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四回“诸葛亮乘雪破 羌兵，司马懿克日擒孟达”),是孟达谋叛在先，“外部势力”渗透在后。 但在正史上恰好相反，其整个过程都有“外部势力”的蛊惑与操纵。

对曹魏来说，这个突发事件的严重性不言而喻，因为诸葛亮梦寐 以求的《隆中对》构想不经意间有了实现的可能——“以向宛、洛”, 剑指洛阳；“出于秦川”,刀舞长安。倘若两京沦陷，那么,曹魏政权 必将瞬间坍塌，土崩瓦解。

如何平息事件，粉碎”外部势力”的图谋，以维护魏国稳定，即成 为第一个得到消息的司马懿责无旁贷的使命。是请示朝廷，等待授命， 还是灵活应对，迅速介入?善于用权的司马懿为我们上了极其生动的 一课。

千里奔袭，谋在规则之外

书中写到，孔明听说司马懿复职，大惊，赶紧修书提醒孟达严加 防范。孟达不以为然，反讥笑孔明“心多”。孔明顿足曰：“孟达必死于 司马懿之手矣!

孟达的话其实没错，因为当时的权属规则如此。那个时期是郡县 制，郡太守(牧)即是最高地方长官，分权上也讲究横向与纵向，如 横向分权，即朝廷管郡，郡负责管理辖区州县；如纵向分权，即郡太 守有郡太守的权属，州县长官有州县长官的权属，一般不会也不准互 相掺和。

孟达是新城太守，管着金城、新城、上庸三地，朝廷还给予“假 节”特权，即遇机密大事不必奏闻，可便宜行事。司马懿没这个特权， 仅以骠骑大将军，领荆、豫二州诸军事。因此，孟达认为，司马懿身 在宛城(河南南阳),自己却在上庸(湖北竹山),互不统属，且司 马懿并无”假节”,他若未经朝廷批复，不可能也不敢“跨省执法”。这 在当时显然是个权属常识，因为饱学的马谡似乎也是这么想的——他 不理解孔明为何失态。

屁股决定脑袋，在什么位置想什么问题，孟达就属于这种人，受 制于惯常的一些东西，从而错误地估计了司马懿。至此，孟达的脑袋 好像被门夹过，乖乖且无意识地做了两大高手之间挥洒智慧的道具。

实际上，孟达也并非寻常之辈。战略家刘晔就认为”(孟)达有 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傅子》一书评价孟达“论者多称有乐毅之 量”。但是孟达有一个致命的软肋，那就是反复无常，先叛刘璋，再 叛刘备，如今又想叛曹魏，做人没原则，不能感恩怀义。我把这称为 他的原始错误。

一个错误的形成，也有它内在的逻辑与有迹可循的规则，如果缺  乏自省及时摆脱，那么前一个错误的果就会变成下一个错误的因。孟  达的原始错误非常致命，而且他根本无意识去纠错，一错再错，连诸  葛亮的提醒也置若罔闻，如未能及时化解与金城太守申仪之间的矛盾，

对亲外甥邓贤与心腹李辅等人未能做到有效感化，以至这些人全部反 水，成为司马懿的耳目与内应。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时有将领认为孟达与吴蜀交接，建议司 马懿先观而后动，司马懿却清醒地认识到：“达无信义，此其相疑之 时也，当及其未定促决之。”他正是充分利用了孟达的这种惯常认识， 在规则之外找到了机会，成功地实施了“跨省执法”。八天后，孟达被 另一个反水的下属申耽一枪刺于马下。

僭越用权，守住秉公底线

司马懿下课，是孔明使的坏，但曹魏政权内部对他的猜忌，也是 一个主因。如果魏明帝曹睿信任司马懿，那么诸葛亮再使坏也起不到 什么作用。也就是说，这个桥段里的司马懿，是冒着僭越权限与加重 朝廷猜忌之双重风险的。

但我们从他接到举报后的反应来看，却瞧不出丝毫的担忧，他似 乎还特兴奋，以手加额曰：“此乃皇上齐天之洪福也!诸葛亮兵在祁 山，杀得内外人皆胆落；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长安，若旦夕不用吾时， 孟达一举，两京休矣!此贼必通谋诸葛亮。吾先擒之，诸葛亮定然心 寒，自退兵也。”

其长子司马师显然有着这方面的担忧，他建议说：“父亲可急写 表申奏天子。“不难发现，司马师的认知与孟达、马谡等如出一辙， 那就是不能越权。他应该是了解父亲在朝廷里的处境——得到批复再 行事，如果维稳过程出了篓子，至少可以为父亲免去部分责任。司马 懿听出了儿子的意思，但还是坚持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 事无及矣。”

做官做到司马懿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只顾皇上利益的程度，实是 朝廷之福、曹魏之福，用现在的话说，也是人民群众的福气。

这就涉及到权力观的问题了。

司马懿不是愣头青，他是谙熟家天下之权力法则的。剿灭孟达之

后，曹睿在长安召见他，司马懿是这样解释的：“臣闻申仪密告反情， 意欲表奏陛下，恐往复迟滞，故不待圣旨，星夜而去。若待奏闻，则 中诸葛亮之计也。”

此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想给皇上汇报的，让您拿主意。表明自己 原本不想越权行事；二是稳定压倒一切，如果等皇上批准，黄花菜也 凉了。这就等于把球抛给了曹睿：是您的批准重要呢，还是江山社稷 重要?

曹睿当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迅速褒奖了司马懿。

庄子有云： πm  ( 权力)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 恐天下之迁其德也。“淫其性”是指任性而为，相当于失控。孟达叛变， 颠覆曹魏政权的性质是明显的，一旦失控，“两京休矣”,权力介入、 强力维稳是必须的。

但司马懿确乎需要妥善解决一个权力底线问题，通俗的说法就是 权限问题，僭越行事，皇帝会不会不高兴(他本来就处在嫌疑之中)?  试想一下，科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当然不会高兴：卧槽，你抢班夺权 呀?

有意思的是，按照庄子的观点，权力存在的意义，在于防止人们 干坏事，而不是组织人们去干好事。司马懿却天才般的用行动对此做 了引申性诠释——权力存在的价值，不但在于防止坏人干坏事，还要 组织好人干好事，只要是干大多数人都认可的好事，那么,越权就是 可取的。

一味以德服人最易错失先机

我们都知道，三国时代的曹操重权谋，他曾邀刘备煮酒论英雄， 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刘备一听这话吓得惊惶失措，趁着打 雷躲在桌子底下示弱。

当时已经名重一时的曹操，为何会对名不见经传的刘备有如此高

的评价呢?那是因为曹操有识人之能，早已看出刘备的领导风格与自 己截然不同，刘备能做到曹操自己做不到的，而且偏偏又能形成威胁。 什么是曹操做不到而又倍感威胁的呢?就是刘备重仁德的领导风格。

我们知道，老板带人要带心，而带心最好的方式，是以诚信服人， 因为对下属推心置腹，下属才有归属感，从而愿意殚精竭虑，不留余 地。仁德的领导风格并非不懂权谋，而是在权衡利害时会以情义优先， 虽然不免感情用事，但却能让下属真正倾心；也因为不以成败为判断 标准，所以能吸引真正忠诚的人才，而且可长可久。

这种领导人带领的团队虽在初期未必有多大成效，却能产生群聚 效应，让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当这样的团队经过不断磨合，就能 形成牢不可破的班底，以小博大，而且后势看涨。

三国时代的刘备便具备这样的领导风格，《三国志》作者陈寿评 价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则不及 魏武。由此可知，刘备知人待士的仁厚，确实为他招揽到不会见风转 舵的坚实班底；刘备的谋略并非真的不如曹操，只是他以带心为最高 行动准则，多少会影响权衡利害的实质战果。

像是《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兵征讨荆州，刘琮不 战而降，刘备听从诸葛亮的建议之后撤退，但近十万百姓要求一起随 军过江，刘备不忍心抛下百姓，导致大军撤退缓慢，当时诸葛亮不只 一次上报说必须抛下百姓，否则必将被曹军追击，但刘备怎样也不肯 放弃，于是在长坂坡一役损伤惨重，许多百姓也无辜送命。

许多人不了解刘备的作法，将刘备携民渡江解读为战略上的人口 资源考察，以此吸引敌军注意及保存真正实力，但这些都不足以解释 他甘冒风险的原因，因为一旦不能保住性命，什么图谋也都成空。

刘备对自己这个作为是这么解释的：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 归吾，吾何忍弃去。看起来仿佛只是妇人之仁的强辩，其实里头透析 出刘备内心真正的考察。刘备清楚自己的优势只有仁厚得来的人和， 如果抛下这个优势，他失去的不只是民心，还有过去同甘苦共患难的

班底，以及各方闻风而来的人才，所以他不惜以身犯险，也不肯抛下 百姓。

事实上，此举确实为他带来莫大的后续利益，不仅稳住荆州及四 川的民心，还能据险与曹操一较长短，倘若不是后来刘备阵营人才凋 零得早，曹魏是否能如此顺利取得天下还是个未知数。只是，这样的 做法也容易失去先机，微信：1848636859.因为着眼的是稳住人心之 后更长远的利益，势必将眼前的战果拱手让人，但如果能够熬过诚信 服人的过渡阶段，磨合后的团队将爆发出非凡战力，长远的利益绝对 比一时的战果要多更多。

一般而言，重权谋者收效快但不易仁权持久，但仁德者则反之， 短时间看不出成效，但时间越久越能发挥长处。哪一种比较好呢?许 多人都明白，曹操的权谋领导更适合现代，尤其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 代，如果领导者真能随时因应时局来通权达变、施展谋略，恐怕才是 能够带领公司生存的最适人选，因此过去也许认同仁德型君主，但来 到现代，或许我们对权谋型领导人也要有新的看法和解读。

善权谋者后期应消除副作用

许多人都以为权谋者就是重心机，其实并不然。在历史上，所谓 的权谋，是随时因应变局来通权达变、施展谋略，这样的老板看起来 没有节操、没有原则，做事方式也时时在变。

这类人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心思想，那就是利，利之所趋，无 所不用其极，因此这类人通常能想出别人想不到的奇招，抢人家抢不 到的地盘，先一步攻城略地，立稳根基，是适者能生存的最佳代表。

三国时代的曹操便是如此，年少的他不为世人所知，是他强逼许 劭品评，才得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自此逐渐为世人所 知。董卓之乱后，他散尽家财回到家乡招募乡勇，兖州士族鼎力相助， 开始有本钱与天下英豪争雄，此时的他看出，人微言轻的自己要坐大 势力，最快的方法就是做出成绩，所以官渡之战前他采取的是奉天子

以令不臣的方式，招揽愿意效忠汉室的人才，可是打赢官渡战后，随 即改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此优势吸收更多具有野心的人才。

他还用了一个别人不敢用的绝招，就是求贤令：只要是人才，有 治国用兵之术，就算是不仁不孝，也将会重用。这样的唯才是举，不 仅使各方人才蜂拥而至，也大大增加人才的多元性，更多不同人才的 运用与组合，也是曹操迅速壮大的原因。

事实上，截至曹操过世为止，曹魏阵营的人才，在群雄中始终首 屈一指。然而，权谋也是一种双面刃，吸收到的人才通常也多投机之 徒，这类的下属忠诚度相对较低，使权谋老板不得不相应产生猜疑， 猜疑的结果不是老板杀鸡儆猴，就是下属离心离德，寒心走人。

曹操一路走来，打败不少人，许多人才如张辽、徐晃、张合、王 修、华歆、王朗等大将名士，都是从打败的对手那边取得，不少都还 赋予重任，称得是上用人不疑。然而，这些人各具心机，当曹操不够 善待或不小心误触他们地雷时，难免有人背叛，像是曹操杀了边让等 名士，让心腹陈宫极度不满，拉着张邈、吕布及整个兖州反抗曹操， 逼得曹操不得不杀了陈宫。

另外，同为汉臣的荀彧，也因为反对曹操进魏公，被曹操送一个 空饭盒，示意他该死，荀彧因此自尽身亡(一说抑郁而终)。

因为广开人才之门，手下的忠诚度不足，才使曹操不得不背着猜 忌的骂名以自保。曹操真的善猜疑吗?我想如果曹操可以选择，一定 宁愿自己留下仁厚的美名，因此，领导风格重权谋，固然能先一步立 稳根基，但随之而来的副作用，也是重权谋领导者不得不面对的重要 课题。

权谋家多半擅长政治安排

通过查阅史料，我们发现《三国志》等史书所记载的赵云并没有 像《三国演义》那样身居高位。据载，刘备在成都称汉中王后，封了

级别最高的四位将军，即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 将军黄忠，而赵云只是个翊军将军，还没入高级武官之列。

那么刘备到底为什么没有“重用”赵云呢?赵云的才干及对主子的 忠诚都是毋庸置疑的。难道刘备是不能识人之明的昏庸之主?单从赵 云个人封赐这件事也讲不通。刘备“三顾茅庐”于诸葛亮，关羽、张飞 誓死相随，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千古美谈。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易灯认为，这是藏在刘备心底的一个权谋，他是为儿子刘禅作的 政治安排。刘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与他共事的将军们像关羽、张 飞、黄忠等皆年事已高，这些人很可能要先他而去，刘备不得不考虑 后事，希望有信得过的、才德兼备的贤能之士辅助刘禅。

文臣里面有诸葛亮、李严、蒋琬等，那么武将里面赵云则是最佳 人选。赵云的人品、忠诚及勇武刘备早已了然于胸，且年龄相对年轻， 刘备暂时不提拔赵云，是留下这个巨大的人情让儿子来做。

如果好事都由父辈来做，将功臣都封上重位，则这些人会常以前 辈功臣自居，动不动摆老资格，后来者是难以驾驭的，历史上不乏这 样的事例。由刘禅来提拔赵云，赵云会更感后主之恩。果然，后主刘 禅继位后，接连提拔了赵云二级，赵云也很自然地成为护卫后主的忠 勇之将。

历史也曾有相似的一幕，李世民临终时，考虑到大将李勤(传说 中的徐茂公)文韬武略，如果将来对儿子有二心，李治根本不是对手， 因此，李世民突然将李贬出京师，如果李 心生怨恨，李世民会断 然将其拿下。

李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怀着颗平常之心离开了京师，李治登 基后，又立即将其召回给予重用，这是李世民父子唱的双簧戏，为父 的做“恶人”进行试探，为子的恩威并施使其感恩戴德。不同的是，李 世民贬李之权谋有文字记载，刘备不“重用”赵云却只能让人们去设 想。

逆境时用人，道德不是第一位

易灯认为，曹操之所以能趁汉末时机，完成平定中原的大业，有 两个因素至关重要：其一是屯田养兵，其二是广纳贤才并驭之有道。 如果说刘备的用人原则是“性情相契”,孙权的用人原则是“义气相投”, 那么曹操的用人原则便是“唯才是举”。

司马光曾说：“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认为用人之时 要同时考虑“才”与“德”这个两个因素，并且将“德”放在主要矛盾的主 要方面。

考察一个人时，要先看他的德性如何，判断其是否忠诚、是否与 自己有着相同的价值观念，其次才考虑他的具体才干，这种用人原则 是汉朝“举孝廉”制度的依据。

但曹操却不以为然，他讲究“唯才是举”,即使对方不一定对自己 忠诚，但只要他有利用价值，那么就照用不误；所用之人的道德操行 是最无关紧要的，即使这个人是像陈平那样的偷金盗嫂之徒，只要有 一技之长，就不予计较。

这有点像战国时期的孟尝君养士，就算门客是鸡鸣狗盗之辈，如 果能够帮助自己脱险，又何必苛责于人呢?

曹操用人“唯才是举”,不计较品德

曹操与袁绍的区别。袁绍想占据地理优势，凭借人员数量来压服 一切反对者；曹操则重用天下贤才，重视人员的质量，依靠他们来打 天下。东汉末年，曹操与袁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袁绍忧心忡忡地问 曹操说：“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据?”

曹操反问道：“足下意以为何如?”

袁绍说：“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 庶可以济乎?"

曹操听完，不以为然，他反驳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

认为地理优势并不是关键性因素，取天下的关键在于人才，接着   曹操说出了自己的志向——“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之后的历史表明，袁绍与曹操是各行其志。盟军解散后，袁绍从 韩馥手中夺取了冀州，完成”南据河”的任务；接着又讨伐公孙瓒，把疆 域扩大到了燕代地区；又安抚乌丸，交好辽西单于，天下十三州，独 占了四个。

另一边，曹操广纳贤才、迎驾许都，连刘备、关羽这种明知会离 去的人都肯任用。在这种背景下，袁绍与曹操在官渡相遇了。此时袁 绍兼有四州之地，有众十余万，诸将皆以为不可敌，但曹操仍然坚持 自己的观点，认为袁绍虽然装备齐全，但只是一个千里送快递的莽夫 ——此“土地虽广，粮食虽丰，适足以为吾奉也。”

结果官渡之战的决定性因素果然出现在用人之上——袁绍因为 许攸贪财，所以很轻视他，恰巧官渡之战时，许攸家里有人犯法，他 害怕被袁绍治罪，所以跑来投奔曹操。曹操对于许攸这种叛徒并不介 意，反而采用了他计策，得以破灭袁绍。

实践证明，曹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取天下的关键并不在于地理 上的优势、或者军队上的多寡，而是人才是否足够，用人是否得当， 用完之后又如何“以道御之”?许攸帮助曹操取得胜利后，也就失去了 价值，而曹操”御”他的办法就是借故将其杀掉。

曹操战胜袁绍，原因在于懂得用人

曹操的用人原则是“唯才是举”,然后再“以道御之”。先把有才干 的人全部招揽过来，各尽所能，积极完成组织的目标，之后再用权势 与利益来收服他们。对许攸的任用已经说明了曹操的用人原则是“唯 才是举”和“以道御之”这两个核心内容。

对于自己的原则，曹操毫不掩饰，并且多次直白地向世人坦露说 明。在早年的时候，曹操其实也很重视人的德行。他曾上书朝廷，为 窦武、陈蕃等人讼冤，然而在朝政日乱之下，他变得心灰意冷，从此

“不复献言”。

曹操明白，在黑暗的时代，道德谏言是起不了作用的，需要靠强 力来匡正正义。所以当董卓乱政的时候，曹操并不像袁绍那样以言抗 争，而是默默的变易姓名，逃回山东，散尽家财，召集义兵来讨伐董 卓。

当刘备来投靠时程昱劝曹操杀掉他，曹操也知道刘备非久为人下 者，忠诚度十分可疑。但他认为可以借助刘备的名声来招贤纳士，故 而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魏种曾是曹操向汉室推荐的人才，当兖州叛变时，曹操听说魏种   也叛逃了，感到非常生气，说无论这个人逃到哪里都要把他抓回来。  结果，在抓到魏种之后，曹操却没有杀害他，而是说：“唯其才也!” 将其无罪释放。

在曹操看来，部下是否忠诚并不重要，只有他有才能，自己又能 够驾驭得了，就应该重用不疑。当张绣叛变之后，曹操并不是辱骂说 这个人如何不忠诚、品行如何低劣，反而倒过来反思自己，说：“吾 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此。”

在曹操看来，张绣叛变不能归咎于品行不佳或者不够忠诚，而是 自己没有“以道御之”,不向他讨要人质。如果自己有人质在手，又何 必担心他是否忠诚呢?大胆地任用就是了。这是一名领导者的眼界， 不去埋怨自己控制不了的东西，而是反思自己在管理上有哪些失误。

建安十五年，在一道招纳贤才的令中，曹操充分阐述了自己的用 人原则。里面写道：“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 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 吾得而用之。”

这条诏令说明曹操的用人理论是这样的：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 不应再拘泥于“才德并举”的理论，而是要“唯才是举”。

因为人才实在难得，如果条件过于苛刻，那就无人可用了。对于 领导来说，下属能不能得到重用，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足够才能。

至于他们的品行如何、价值观念怎么样，这是领导所不必顾虑的。 即使下属没有忠诚之心，只要领导”以道御之”,给予他们足够的利益， 并管理得当，就不怕他们会反叛或者中途逃离。在一个组织里，只要  领导懂得用人与管人，那就应该”唯才是举”;只有无能的领导才要求下  属才德兼备，因为他无力管理自己的下属，所以老是怕下属会叛变， 故而总是重用身边的人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变成”唯亲是举”,导致  组织腐化，失去了战斗力。

曹操晚年用人原则出现变化

曹操晚年时用人原则出现了变化，不再“唯才是举”。所以才逼死 荀彧，杀害杨修，猜忌司马懿。在曹操的一生中，他的志向始终在变 化。

早年是想通过进入官场，从内部澄明东汉的朝政；中年则是广纳 贤才，带领天下才俊一起匡扶汉室，死后墓碑上写着“汉故征西将军 曹侯之墓”。

而到了晚年，眼见鼎足三分之势已成，自己家族的羽翼又已丰满， 于是有了要当周文王的意向，因此在用人方面也就考虑起身后事起来。 这时的曹操已经不是“唯才是举”了，而是唯忠诚于曹氏是举。

在曹操晚年的时候，夏侯惇、夏侯渊、曹洪、曹真、曹休等人的 官位越来越高，而荀彧因忠于汉室，犯了大忌，被变相的赐死。曹操 自称“唯才是举”,晚年时却发生了“嫉杀杨修”的事，这似乎是矛盾。

《三国演义》说曹操嫉妒杨修的才能，所以才杀死了他。而根据 《典略》的记载，杀杨修的原因是“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其实 这也是表象。杨修在临死之前说：“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暗指自己被 杀害，是因为曹植失势。

在曹操看来，杨修这个人唆使曹植夺嫡，造成兄弟间互相猜忌，

不利于曹魏家族的团结，所以才需要把他杀掉。这时候的曹操早已不 顾及下属是否有才能了，因为自己已时日无多，所以要把那些不忠诚 的人杀掉。

《晋书》说曹操对司马懿非常猜忌，看到他有“狼顾”之相，所以 不敢重用，又梦到三马同食一槽，十分厌恶。还不忘对曹丕说：“司 马懿非人臣也，必预汝家事。“这都反映出曹操在晚年时已经改变了“唯 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更注重部下的忠诚度。

这是出于局势的变化以及自己年事已高的考虑，晚年的曹操失去 了“以道御之”的信心，也不认为自己的子女有能力制服不忠诚的人才， 所以也变得“唯忠诚是举”起来。

从曹操的用人事例中，我总结出这么一条简单的道理：只有领导 有能力，懂得用人与管人，有信心”以道御之”,才能做到“唯才是举”。 也就是说，能广纳贤才的领导，必然也是非常之人也。

有权有势不代表有智慧

《三国演义》出场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多达一千一百九十一人，其 场景描写也十分波澜壮阔，更加衬托出容身其中的人生的多姿多采。 检视小说中典型人物的人生起伏，借鉴他们一生或辉煌或悲壮或沧桑 的经历，可以给晚辈后生们提供丰富的人生智慧。

汉献帝是当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登基伊始就先遭遇董卓的专横， 又弄出来李傕、郭汜之乱，仓皇出逃中恰遇曹操，却被操”挟天子以  令诸侯”,这一阶段年纪轻轻的献帝是没有意外的步步走乱。及至成  人，既护不了自己的老婆孩子(伏皇后及其二子被勒死，甚为凄惨),  也阻止不了各地豪强为争抢地盘而进行的火拚，即便想着改变受制于  人的局面，打算除掉曹操，可是选中的干将却是国舅董承等这样的中  平之材，最后因办事不密而失败，反而落得个只得立曹操之女曹贵人  为正宫娘娘的结局，与曹操成为连体亲家。纵观这拥有着最高权力的  汉献帝，治国无术，也缺乏识人之慧，个人也胸无点墨，最后凄惨让

位，不明不白困顿一世。而同为少年天子的英主康熙大帝，却有除鳌 拜、镇三藩、治边患等文治武功，可见拥有权力者不等于拥有过人的 智慧，更不等同于人生的成功，还要靠自强才能走出路来啊。

“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夏九姜维”,说的是三国 好汉里武将436人中，吕布武艺是最高的，可吕布其人只配做“三姓 家奴”,只悦貂蝉之媚，不听陈宫之谏，不敌曹操之谋，最后命丧白 门楼。可见自身能力超众、武艺高超的人，也不是想当然的就能打败 天下，所向披靡，还需要有勇有谋，修得个智勇双全才是。

号召能力最大的人物，前有袁绍，后起着当属曹操、刘备和孙权 等。但是依谋士郭嘉之言袁绍有十败，曹操有十胜(即道胜、义胜、 治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明胜、文胜与武胜),故而曹操能 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终至扫平北方。刘备一生颠沛流离尝遍寄人 篱下之苦，人到中年得水镜先生点悟，又经徐庶走马荐诸葛，才三顾 茅庐，拜诸葛亮为军师后，占荆州，取西川，方才三分天下有其一。 孙权承继父兄基业，得张昭、周瑜辅佐，偏安江东。此等有一呼百应 的能力的人物，创业伊始，夙兴夜寐，礼贤下士，事业却也经营得体。 可见乱世为枭雄提供了大展宏图的舞台，顺应时代潮流，立起普罗大 众认可的举事主张，礼贤下士，四方归附。

华佗医术超众，管辂卦术出奇，张松过目不忘，这类人物或有奇 能，或有异巧，让人见识了古人的灵透、睿智，盖因他们术业专攻， 心静而澄明，因而得天地造化之奇巧，故让现代人折服不已。

深具大智慧者，如鲁肃、孔明、司马徽者，未出门能知天下事， 又对时局的发展走向能了然于心。鲁肃初见孙权就提出汉室已陷倾覆， 曹家不能卒除，后又促成江东连刘拒操，奠定三国鼎立之势；更为著  名的是诸葛孔明的隆中对，未曾出门就算定天下三分，对刘备如何利  用帝室之胄的身份联吴拒操，并徐图北方振兴汉室有明确的、有可操  作性的规划；司马徽更是慧眼独具，一句孔明得其主而不得其时之语， 就鲜明的勾画出了孔明的人生境遇。

可见大智慧者，能识得天下大势，顺乎其变，隐居则观天之道尽 解玄妙，入世则纵横捭阖行与道合。

易灯今日鉴古通今，就是想告诉各位粉丝一个道理，人生一世， 需明白自己来世的意义何在，使命是什么,遭遇重大抉择时如何应对， 这都需要大智慧。

每个人的落魄都是有迹可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