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暗术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著名华人许倬云在《从历史看管理》一书中向企业管理者推荐历史书籍：“有一部书不是历史书，但确实很有用处，它就是《韩非子》。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法。”许倬云说，韩非子综合了“势 ”、“法 ”和“术 ”，任何一个好的组织、企业，都应该是这三者的结合。

哈佛大学企管博士后、著名培训师余世维在他的管理讲座中谈到：“两千多年前，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起的鼻祖韩非子，我后来才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把《韩非子》全部翻为了英文，全世界都非常崇拜我们中国的哲学思想，所以我们把祖先的话好好地体验一下，就是一部管理学。”余世维建议中国的管理者应该读《韩非子》，从中找到管理智慧。

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先生喜欢读中国古典书籍，他在谈到管理时说：“有时候我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好就不错，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张瑞敏在出任《赢在中国》总评委时，在点评中说了一段话，语出《韩非子 ·八经》：“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尽己之能者自操事，尽人之力者自计虑，尽人之智者不自计虑，不自操事。”由此可以看出张瑞敏先生国学功底深厚，《韩非子》更是熟读。

《韩非子》的确是非常好的一本管理学书籍，专门讲君王（现在可以理解为管理者）如何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天下（现在可以理解为企业），很值得研究。

《韩非子》一书中充满了哲理，自秦王嬴政以来，韩非子的文章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秦王嬴政于公元前 233 年读到《韩非子》，大为叹服：“寡人得见此人，

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嬴政后来横扫六国，统一海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建立了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他能成就如此伟业，无不与他吸收了韩非子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有关。

自公元前 140 年，汉武帝采纳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建议以来，百家学说被排斥于官学之外，儒术成了治国的纲领。然而，这也只是表面现象。事实上，法家的权谋之术从来没有被完全抛弃，历来都是被中国历代统治者所青睐的。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的政治文化一直是外儒内法，外圣内王。帝王明习孔孟经典，暗则沐手恭读韩非子帝王之术。

汉宣帝曾经训诫儿子元帝：“我们汉家自有汉家的制度，本来就是拿霸道和王道杂糅着运用的 ”。刘备死前告诫儿子刘禅：“丞相替你抄誊申不害和韩非子的学说，希望你要好好地揣摩，对治国很有帮助。”

魏武帝曹操也是深受法家思想影响，他所推行的耕战、致贤用良等方针策略，大多是对韩非子等人的法家思想的直接继承。宋神宗喜欢读《韩非子》一书，读后说：“天下弊事很多，不能不改革。”可见韩非子的理论对政治的确很有帮助，并且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其“法 ”、“术 ”、“势 ”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有人评论《韩非子》说：“论事入髓，为文刺心。”说得相当中肯。这种深具启发性又兼具实用性的特质，正是《韩非子》诱人的魅力所在。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以法治国，倡导法因时而变，主张为时为世，反对因循守旧。这些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救国的思想武器。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转折，明朝汉人政府的腐败无能，导致了清

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许多知识分子在感叹明朝灭亡的同时，对正统的儒家思想表现出动摇以至批判的态度，这样，法家的思想又一时成为他们高扬民族精神，力图革新政治的重要思想武器。在这类知识分子中，李贽和王夫之是较为突出的代表。李贽不仅“喜读韩非子之书 ”，而且在《焚书》中对韩非子等先秦法家人物大为赞赏，认为先秦法家人物“各有一定之学术，各有必至之事功 ”。

清末民初，清朝政府腐败无能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严峻现实促使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去追求救国救民的思想真理。其中除直接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之外，在本国优秀文化传统中，《韩非子》一书由于包含着许多经世致用所必需的政治主张，自然成了人们重视的对象，从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优秀人物。在这些人物之中，魏源、龚自珍、严复和章太炎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其中，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对儒家和科举制度的批评，章太炎在《秦政记》、《秦献记》中对法家思想的积极肯定，都充分地说明了《韩非子》所阐述的法治思想对清末民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韩非子的学说师承儒家，融用道家智慧，而以法家为本位，其智慧可以直接和现代沟通。《韩非子》这本非常实用的书，政界的官员可以读，商界的企业管理人员可以读，非官非商的平民百姓也可以读。任何人，只要用心去读，不歪用韩非子的思想，都能够从中受益匪浅。

第一章 王霸之道

——英明领导的原则

虚静无为，借力成事

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故君不躬于名。是故不贤而为贤者师，不智而为智者正。臣有其劳，君有其成功，此之谓贤主之经也。

——《韩非子 ·主道》

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明君驾驭臣下，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才智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则君主占有贤名，有过失则臣下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穷尽。因此不贤的却是贤人的老师，不智的却是智者的君长。臣下承担劳苦，君主享受成功，这就叫贤明君主的常法。

君主驾驭群臣的道术，韩非子称为主道。韩非子讲主道，这个“道 ”从老子虚静无为、谦退自持的思想中引申出来，但韩非子把老子的无为之术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体现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 ”；“贤者敕其材，君因而任之 ”，君主则不用亲临百事，以达到“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的效果。也就是说让君主充分利用下属的智慧来立功成名。

韩非子作《解老》、《喻老》两章，可见他对老子的道家思想还是比较认同的，并加以借鉴和发挥，为我所用。《老子》不论谈天道还是谈人道，所关心的是把握和应对人世间的祸福，如何以最聪明的做法来把祸患减低到最低的限度，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由《老子》发源的黄老道术逐渐发展成了执著于世俗的“君人南面之术 ”。

老子说：“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法则。”韩非子的老师荀子说：“做帝王的，以善于管理别人为才能，普通的人，以自己能干事为有才能。”一个高明的领导者，他的才能就在于善于借用他人之才智来完成自己的事业；一个事事喜欢身体力行的领导者绝对只是一个拙劣的领导者。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智谋是在黄老道术的影响下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法家没有自己深刻的哲学理论，他们从黄老之学那里为自己找到依据，将自己神圣化了。另外，黄老道术主张顺应自然，但在现实操作中是无法顺应自然的，只有制定了严格完备的“法律 ”，然后把天下交给“法律 ”，君王自己才能做到“无为而治 ”。这其实也是法家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韩非子在《主道》一章中说：“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有才能也不施展，以便察看臣下言行；这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离开智慧却仍有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离开勇力却仍有强力。群臣恪守职责，百官都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这里，韩非子讲的是法治下的虚静无为，他主张君主不应该依靠自己的智慧治理国家，而是能够任用贤能之士，让他们发挥才干。

韩非子在《主道》中讲，“明君无为于上，君臣竦惧乎下。”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与当今管理界“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去除管理 ”的理念有同工之妙。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教授就曾经提出：去除管理并非不要管理，不要管理制度，而是让员工感受不到管理的存在，管理制度不会成为员工精神上的限制和束缚。

张本正是一位极有亲和力的老总。在与集团外部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很善于找到彼此的共同点和兴奋点，尽快拉近双方的距离，在几分钟之内就让对方感受到他的亲和力，高效率地解决问题。

与集团内部的人打交道，在制度层面，即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张本正认为，规章制度制订出来，老总尤其要全力保障它的实施和生效，否则就形同虚设。对于不涉及原则的问题，则放手让员工去干。

张本正常对集团各级管理人员说：“公司里凡是你们能解决的事，我张本正绝不去干，不打‘双打 ’。企业家是要‘抓大放小 ’的，不可能什么都管死，因为很多事情可能员工的决策比你的决策会好得多。所以我是个既忙又不忙的总裁，我只管原则问题，不管一般问题；要说我忙，我一天到晚没事干；要说我闲，我一刻不停在想着那些大事：抓大紫光，谋大战略，求大发展。”

是故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毋乱旧法，而天下治矣。

——（汉）刘向《说苑 ·君道》

张本正最怕的是集团里总裁干副总裁的活，副总裁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干经理的活，经理干普通员工的活，普通员工就没活可干了。这是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最理想的状态是，每一级都发挥潜力，经理能干总经理的活，总经理能干总裁的活，这样往上走，企业才最有希望。

荀子和刘向都提出过“知人是君道，知事是臣道 ”的思想。教导领导们要发挥人才的作用，不要小大不捐，事无巨细都要一个人去完成。所以说，会办具体事的人只是办事的人，而会使用人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楚汉相争的初期，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差距太大了，刘邦之所以能打败项羽而得天下，关键就在于他善于用人。他的才能比不上萧何、张良、韩信等人，但他只要有一样才能就足够了，那就是用好萧何、张良、韩信这些人。汉高祖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定国安邦、安抚百姓、供应军需、保证粮道畅通，我不如萧何；统领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之精英。但我的本领就会使用他们，这就是我夺取天下的原因。”成就事业者不但要重视人才，更要善于统驭人才，从而使他们有机组合，提高他们的凝聚力，增强自己的实力，成就功业。

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得天下。

——《史记 ·高祖本纪》

荀子说：“做帝王的，射箭要想百发百中，自己射就不如用后羿；要想驾车驰骋万里，就不如用王良；治国要想一统天下，就不如任用贤能之人。这样做省心省力，所取得的成就却极大。”领导者是元帅，不需要去冲锋陷阵，但要学会选好兵，用好将。这样的兵和将在你身边越多，那么你的发展就越没有限制。事业要发展，必须要用人得当，没有人才的保障，就不可能一步一步把事业推向壮大。

现代的领导者需要从韩非子《主道》中领悟领导有方与用人得当的智慧。有些领导在工作中喜欢大包大揽，希望公司里的每一件事情都经过他的努力，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但事实上，这种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却常常不如所愿，甚至会适得其反。军队里的元帅和将领是不会亲自冲锋陷阵的，他们的才能在于调兵遣将，运筹帷幄。而现代企业的领导也没有必要事必躬亲，但必须具备使用人才、调遣

人才的能力，让下属在工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样，企业才能永远充满活力。

掌控全局，分权管理

人主之道，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是以不言而善应，不约而善增。

——《韩非子 ·主道》

君主治理的原则，以静退为贵。不亲自操持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的拙与巧，不亲自考虑事情而知道臣下谋事的福与祸。因此，君主不多说话而臣下就能很好地谋事，不作规定而臣下就能很好地办事。

韩非子指出，英明的君主能够掌控全局，而不是事必躬亲。做帝王的明白这一道理，就会把不是自己的东西化成自己的东西来支配使用，善于这样做，才算真正懂得了君道。

三国时代的魏国人刘邵在《人物志》中说：“一个官员的责任是以一味协调五味，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以无味调和五味。大臣们以自己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有才能，帝王却以会用人为有才能。大臣们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有才能，帝王以善于听取臣民们的意见为有才能。大臣们以能身体力行为有才能，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有才能。最高统治者正是因为不必事事精通，不必事事躬亲，所以才能统帅众多有才能的人。”

西晋哲学家傅玄说：“能让士大夫忠于职守，服从命令，让诸侯国的君主守住自己的土地，让朝廷三公总揽天下大事，那么天子就可以优哉游哉地坐在那里统治天下了。”这个秘诀是什么？看看尧、舜怎样坐天下就明白了。

在尧的时代，舜作司徒，契作司马，禹作司空，后稷管农业，夔管礼乐，垂管工匠，伯夷管祭祀，皋陶判案，益专门负责驯化用于作战的野兽。尧不管具体的事，悠悠然地只做自己的帝王。那么，这九个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做臣子呢？这是因为尧懂得这九个人的才能和长处，然后量才使用，而且让他们每个人都成就了自己的一番事业。尧因此而统治了天下。唐代研究王霸之术的赵蕤在其《长短经》（又名《反经》）中说：鼓不干预五音，却能作五音的统帅。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事情，才可以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有的领导手下有很多人，事务繁多，时间总是不够用，如何才能管过来？其实，掌控全局不一定要控制每一个人或每一件事。很多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就是那几个关键人物，只要控制住这些关键人物，你就等于控制了全局。

英明的领导人都善于利用少数人去控制多数人，这是他们独到的御人方法。很多时候，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几个少数人，我们在工作中应当让少数几个人控制去大多数人，这样可以形成分层、分级管理，减轻自己的负担，使整个组织运转有序。

所以，领导者善于授权很重要，授权是领导从繁杂的工作中得到轻松的法宝。如果你不想让下属把你看成权力的“守财奴 ”，如果你不想事必躬亲以至于积劳成疾，就必须授权。学会领导的分身术，你不仅可以轻轻松松地当你的领导，更重要的是让下级感激你的重用，让他为你创造更多的价值。

授权是现代领导的分身术。领导有各种各样的重要选择，其中就有什么事该

亲自处理，什么事可以让别人去办，以及选择什么人代表自己办事。管人既要授职更要放权，这是领导工作的需要。现代化领导面临政治、科技、经济、社会协调等千头万绪的工作，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但光靠自己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必须依靠各级各部门的集体智慧和群体功能。这就要根据不同职务，授予下属以职权，使每个人都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各行其权，各得其利，职责权利相结合。这就能使领导者摆脱事务，以更多时间和精力解决带有全局性的问题。

授权的方法有四点：

一是授权者要注意激发受权者的责任感和积极性。授权的目的是要下属凭借一定的权力，发挥其作用，以实现既定的领导目标。但如果受权者有权不使，或消极使用权力，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必须制定奖惩措施，对受权者进行激励，引入竞争机制。

二是要给受权者明确责任。要将权力与责任紧密联系起来，交待权限范围，防止受权者使用权力时过头或不足。如果不规定严格的职责就授予职权，往往成为管理失当的重要原因。

诸葛亮是贤相的典范，他事无巨细，大包大揽，其结果呢？只是落了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美名 ”，至于是不是成事，诸葛亮似乎只管尽心而已，并不考虑能否成功。这值得现代的领导深思。三是要充分信任受权者。与职务相应的权力应一次性授予，不能放半截留半截。领导者给职不给相应的权，实际是对所用之人的不尊重、不信任。这样，不仅使所用之人失去独立负责的责任心，严重挫伤他们的积极性，一旦有人找他们，他们就会推：“这件事我决定不了，去找某领导，他说了才算。”

四是授权要注意量体裁衣。要根据受权者能力的大小，特别是潜在能力的大

小来决定授职授权，恰到好处地让每个受权者挑上担子快步前进，不要有的喊轻松，有的喊压死。

领导者管人是否得当，就是看被管人根据所授予的职权，在实际工作中能否恰到好处地行使权力，胜任职务来判断的。领导者务必慎重地、认真地对待用人问题。希望那些以“辛苦 ”为荣，以“忙碌 ”为绩的领导，少干一些作茧自缚忙自己、包办代替抑人才的傻事，多一些大胆放权的开明之举，集中精力想好大事，抓好大事。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下属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是一个令企业领导感兴趣的问题，并且，不少企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是现代企业管理中实行的一项既授权、又防止权力失控的有效办法。

一些大公司，总公司把投资和财务方面的两大关键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但在别的方面却实行了分权。企业领导人不可能事必躬亲，分权制度减少了领导者的工作压力。即使是小企业，其领导人也不可能事无巨细，统统揽在自己一人身上，也必须给下属分权，让下属发挥其聪明才智，为企业出谋划策，促进企业的发展。公司的每一家分公司都自成一个利润中心，都有自己的损益报表，各事业部的经理对其管辖的领域都享有充分的决策权，同时他们也尽量把权力授予下级，充分发挥西方的分权思想，源头可远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最早明确提出分权思想的人之一是 17 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 ·洛克。分权制衡的思想经过孟德斯鸠等人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项主要原则。分权制度的最佳效果。很多公司实行分权管理制度，调动了各分公司的积极性，生产蒸蒸日上，利润年年增加，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大权独揽，小权分散 ”是企业实行分权管理制度的成功经验，也是现代企业管理中实行的一项有效办法。公司的要害部门要直属，公司的关键大权要掌握

在自己手里，其余的权力能放则放，这样，上下级劳逸平均，各得其所，也各安其职，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调动起来了，同时又不会发生权力危机。

成功的企业家就像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元帅，其过人之处就在于其用人之道。大权要集中，小权要分散，把职务、权力、责任、目标四位一体授予合适的各级负责人，这才是用人的要诀。把合适的人用在适当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的才能，做到适才专用，这是企业取胜的关键。

一个企业在用人上的正确与否，决定了一个企业的成败。只有“分工放权 ”，企业的管理才有“纲举目张 ”，事业也才能蒸蒸日上。所以，健全的、科学的用人制度是一个企业的生命。“抓大放小 ”，给下属以充分发展的空间，是衡量一个老板、一个领导能力大小的一把尺子。2002 年，管理大师德鲁克获得了美国公民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他得到这样的评价：（他是）世界管理理论的开拓者，并率先提出私有化、目标管理和分权的概念。

深藏城府，不露心迹

君无见其所欲，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意，君见其意，臣将自表异。故曰：去好去恶，臣乃见素；去旧去智，臣乃自备。

——《韩非子 ·主道》

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欲望，君主显露他的欲望，臣下将自我粉饰；君主不要显露他的意图，君主显露他的意图，臣下将自我伪装。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

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慧，臣下就戒饬自己。

《韩非子》是一部经典帝王书，无时不透露着一股王者气派。全书紧紧绕着一个主题不变——怎样治理国家。这是写给君王看的书，介绍了很多的帝王法术，无非是教君主成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君主英明了，国家自然就强大了。所以，现在的一些领导都喜欢读这本书，其目的不言而喻。

韩非子在《主道》一章中提出：君主要城府深，不表露自己的内心，让臣下捉摸不透自己，这样才能看清臣子的真正面目。君主为何要玩深沉呢？因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的。“上有好之，下必甚焉 ”。为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下属总是喜欢揣摩上司的心思，并按上司的意愿行事。所以信奉“人性恶 ”的韩非子向当时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君主提出要求，强调君主要隐藏好恶，不作自我表现。因为君主一旦作自我表现，向人透露了他的喜怒好恶，下面的臣子为了他们自己的私利，就会用各种方法去包围他，逢迎他，欺骗他和坑害他。因此，君主必须言行谨慎，高深莫测不露心迹。这样既能暗中察视臣下，又能防止臣下钻空子蒙蔽自己。

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合刑名，审验法式，擅为者诛，国乃无贼。

——《韩非子 ·主道》

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上》里面讲了一个“薛公献珥 ”的例子，说明君主深藏心迹的重要性。靖郭君田婴是齐宣王的相，封于薛地，人称薛公。他想探知齐宣王打算在十个爱妾中立谁为夫人，又不便明问，就做了十只玉珥，把其中一只做得特别精美，一起献给宣王。这样，只要看到最美的玉珥由谁佩带，就可以知道宣王要立谁为夫人了。

这是一个多么精明的投机者啊。韩非子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君主如果表现出个人的爱憎，臣下就要加以利用而投其所好。这样，君主就会听不到不同的意见，了解不到真实的情况而被迷惑。因此，君主要慎言慎行，防止这种情况。

身为领导者，最怕别人一看你的脸色、一听你的言辞就知阴晴寒暑、雨雪风霜。无论领导一个公司、政党或是带兵打仗，最需要的是让人们摸不透自己的心思。如兵法上说的：兵不厌诈，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能而示之不能，战而示之不战。如果你不能推行诡道，不懂得心藏九天玄机，你就难以做到藏而不露。这样便会显现两大弊端：一是你的部属可以洞悉你的心灵，使其可施展反操纵术，把你操纵于手心之中；二是你的观点、主张、决策、布置很容易被敌人对手掌握，那样，你就只有等着葬送自己了。

所以，领导者城府深藏，不仅有利于制下，还可以制敌。在对付敌人方面，藏而不露的优势在于，让敌手充分暴露，并且让他无法搞清你的意图。攻之，可乘其不备；击之，可自由安排。领导者要胸装九天，城府重重，深不可测，做到这一点，你就抓住了主动权。

当自己的力量处于弱势，比如兵力还不够多，党羽还不够众，威望还不够高如此等等不及别人时，必须韬光养晦，深藏不露，绝不可让人看出你将有和他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的苗头。否则，你羽毛未丰，别人生了杀机，将你剪除，实在是易如反掌。

浅薄而易见，漏泄而无藏，不能周密而通群臣之语者，可亡也。

——《韩非子 ·亡征》

《韩非子 · 喻老》中讲述了一个“一鸣惊人 ”的故事，说的就是藏匿心迹，

相机而动的道理。

春秋时楚庄王刚登上楚国国君宝座，他也不知有多少人肯给他卖死命，于是来了一个韬晦之计。他不理国政，每天只知打猎消遣，回到宫中就与宫女日夜饮酒作乐。他还在朝堂门口悬挂一条命令：“有敢谏者，死无赦！”

三年后的一天，一个叫成公贾的人去见庄王，庄王问道：“你来是要喝酒、听音乐呢？还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成公贾回答说：“我不喝酒，也不听音乐，是来给你说说隐语解闷的。”接下来成公贾给庄王讲了这样一个隐语。他说：“刚才去郊外行走时，有人对我说了这样一个隐语，我不明白，想告诉大王。那隐语说：有只大鸟，身披五色花纹，栖息在楚国的高坡上已有三年，不见它飞，也不见它叫，不知这是什么鸟？ ”

庄王回答说：“我明白了，这不是凡鸟。三年不动，是在决定志向；三年不飞，是在生长翅膀、积蓄力量；三年不叫，是在观察周围情况。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其实，庄王听懂了成公贾的隐语的含义，他的回答是在表白自己。

原来，楚庄王即位时年纪很轻，尚未成年。他的两位老师斗克（又名子仪）和公子燮拥有很大的权力，并结伙作乱。庄王即位后，他们假传王命派令尹子孔和大师潘崇出兵作战，而当子孔、潘崇出征后，他们又将子孔、潘崇两家的财产分掉，并派人刺杀子孔。当阴谋败露后，斗克和公子燮挟持庄王出逃。庄王在庐地获救后才回到国都亲政。在这种形势下，庄王只有以不飞不鸣作掩护。如今羽翼已逐渐丰满，所以，庄王接着对成公贾说：“我知道做什么了，你等着看吧。”

第二天，庄王上朝理政，提拔了五个有才德的官吏，惩办了十名为非作歹的赃官，百姓欢欣鼓舞。接着，庄王又发布号令，派郑公子归伐宋，派药贾进攻晋

军，以解救郑国的危难。结果都告捷而还。郑公子归战胜了宋人，抓获了宋国执政华元，还打败了晋军，俘获了晋军将领解扬。从此以后，楚国日益强大，庄王也开始准备争霸中原，后来一举成为“五霸 ”之一。

楚庄王不肯过早暴露自己，是为了目的能最终实现。当他成事之后，敢于公开问鼎，因为已无人能改变他的霸主地位，再也不必行韬晦之策了。为此，是否行韬晦之策，只是对自己所处形势作分析后的结论。清朝的雍正帝胤禛城府很深，把自己隐藏得很好，为了皇位不择手段。别人不知他心里在想什么，每一步都步步为营，给人一种捉摸不透的感觉。深藏不露是主动避正邪之变、利害之冲，耐心等待时机，相机而动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策略非常重要，否则，勇往直前可能会使自己搞得人仰马翻，只有静观时变、养精蓄锐才是根本之变。

当年刘备寄曹操篱下，青梅煮酒论英雄之际，你道一个雷鸣电闪果真能吓得刘皇叔酒杯掉落？这也不过是刘备藏锋隐芒的一种表演罢了。设若此刻曹操看出端倪：此公日后将割据蜀国与我一争高低，那刘备死在临头了。

藏而不露的根本目的不在藏而在露，你必须看准时机，在该露的时候毫不犹豫，立刻脱颖而出。当然，在藏的时候，并非被动地四处躲藏而是藏中有露，时而藏时而露，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样才能保证他日时机一到，你能一出必成。

武则天初期摄政时，在高宗面前将其目的深藏不露，而在文武大臣那里已经显示了她的执掌政权的实力，所以日后她能一举成功取高宗而代之。藏与露的时机实在难以掌握，何时藏拙，何时露芒，没有一定之规可循，只有相机而动，适时而出，才是最好的抉择。城府深向来多是贬义，给人的感觉是诡、谋，深隐难测，难以信任。其实城府深和人根本坏是两回事，城府深是代表这个人机警、聪明、心思细密，情商高的人城府深。当官的人需要城府深，稳重、成熟、权威，这是职位的需要。

远见卓识，明察秋毫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烛私。

——《韩非子 ·孤愤》

通晓统治术的人，一定是有远见而明察的人，不明察，就不能洞察阴私。

韩非子认为：英明的领导应该具备远见而明察的智慧。他说出了成为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两个重要条件。

领导者必须有远见卓识。一个组织，不管是行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如同海上的一艘航船，领导者就是这艘船上的船长，他的任务就是为组织指明发展的方向，领导者应该知道，哪里有暗礁，哪里有浅滩，使组织安全快速地行驶在正确的航线上，而且，对于组织要达到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一艘船驶向大海，去追求财富，连方向都没有，或者只有一些含糊不清的概念，那么，组织眼前的行动就失去了根本依据。

为组织的未来设定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之一。所以，领导者必须做到远见卓识而明察万物，洞察事态的发展趋势，提前做好规划和部署。领导者必须具备洞察力，这种能力包括对事的洞察力和对人的洞察力。对事的洞察力是指领导者对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认识和把握能力。目前，领导者所面对的组织内外部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能否做出适应环境变化的正确决策，是决定组织存亡和领导成败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决策的前提就是对事物及变化趋势的准确预测和把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在环境变化中抓住机遇规避风险，成功地实现组织目标。

对人的洞察力是指对人的思想情绪、目的、愿望、能力和个性等个人特征的判断和分析能力。领导者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领导行为对他人实施影响，并通过这种影响来实现组织的目标。因此，实现有效领导的关键之一就是合理用人。对人才的合理使用离不开领导者慧眼识人的能力。这是领导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

——《孙子兵法 ·始计篇》

领导者的成功离不开识人用人的魄力和勇气、战略的思考能力以及对全局的把握和控制能力，而这些能力都是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为基础的。一个缺乏洞察力的领导者既不能正确预见组织及环境的发展趋势进而制定正确的组织战略，又不能独具慧眼识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因此，领导者要善于观察，善于从小事、细节来发现问题。

领导者要能判断趋势，看对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势。如果能审时度势，得来全不费工夫。审时度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度势的关键是什么？是正确的判断。《武侯兵法》中认为将帅有八恶，而以“谋不能料是非 ”列为首端，并且在分析对敌作战时的“机势 ”时，主张要审视、掌握“事机 ”、“势机 ”、“情机 ”，以免“事机作而不能应 ”、“势机动而不能制 ”、“情机发而不能行 ”而丧失 “立胜 ”的机会，所以，度势要具备正确的判断能力，才能够“伺机而动 ”、“随机应变 ”、“因机而取胜 ”。

正确的判断能力来自对三个方面的把握：一是权衡利弊。《孙子兵法 ·九变篇》上说：“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因此要善于趋利避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趋其轻。”二是分析对比。度势之前要广泛收集情报，再以科学的方法、客观的态度来作对比分析，以

决定取舍，为度势做出正确的抉择。三是掌握时效。《武侯兵法》上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 ”。度势运作中应重视争取时效。“对敌而发 ”，“悬权而动 ”，争取先机。度势要以深思为准，速决为主，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管理更多的是一种艺术，建立在“眼光 ”、“远见 ”和“直觉 ”的基础之上，只有当艺术、技巧和科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出现有效的管理。艺术鼓励创造性，最终产生“洞察和远见 ”的管理者；技巧则以实际的经验为基础形成；科学则通过系统分析和评估提供秩序。

——管理大师明茨伯格

当年深圳海王集团公司总经理张思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有关专家那里得知了中国防治碘缺乏的现状和目标。根据一些国际组织的统计，全球生活在严重缺碘地区的人达 10 亿，而中国就达 4 亿之多。中国现有人中口约 60%的人生活在严重缺碘地区，全国 2000 多个县中，1800 多个县严重流行碘缺乏病。而碘缺乏的危害又很大，它不仅仅造成甲状腺肿大，碘缺乏危害更严重的是对脑发育、对智力的影响。这一消息让张思民产生了沉重的社会责任感，中国没有聪明的下一代还怎么持续发展？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种有效、安全、科学的补碘途径，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做一点贡献。

在论证这个项目时张思民说：“开发出好的补碘药品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良好的机会，在政府下定决心于本世纪末消除碘缺乏病的号召下，我们能制造出一种好的药品，海王岂不就有了良好的形象。中国有 4 亿人口缺碘，那么补碘的药品还愁没有销路吗？ ”立项以后，经过数以千次的实验，海王集团终于制造出了一种新型的防治碘缺乏的药物。张思民把这种产品定名为“海王金典 ”。他认为，人的智力要比黄金还要宝贵。

当时作为一家大型企业集团，海王有很多可选择的高利润项目。如果仅仅追

求直接的经济利益，海王集团完全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补碘产品。因为与其他项目相比，这个项目可以获得的商业利润并不是最高的，可这个项目却能够产生出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张思民也认为，企业不能只追求短期的经济利益，抓住机会创造出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更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海王集团积极开发制造补碘药物的行动得到了各级政府、有关国际组织和有关专家的热情支持。1995 年 5 月，海王集团与卫生部、《光明日报》等单位召开了“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为主旨的“全社会都来关注消除碘缺乏危害 ” 座谈会。国务委员彭珮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等到会并发表了讲话。张思民也在会上承诺，要将“金典 ”产品销售收入的5%无偿捐赠给老、少、边、穷地区，使更多的儿童早日免受碘缺乏的危害。就凭这个项目，张思民声名远扬，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海王集团自然从“海王金典 ”项目中收益不少。企业领导人一定要跟对形势，要研究政策。在政策方面，国家鼓励发展什么，限制发展什么，对企业成败有莫大关系。做对了方向，顺着国家鼓励的层面努力，可能事半功倍；做反了方向，一定会鸡飞蛋打。

那么，作为领导者，如何做到审时度势呢？下面我来谈谈审时度势要把握的几个原则。

一是观察的客观性。在观察、认识问题时，必须客观地、本质地看问题，避免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二是观察的全面性。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完整地把握一个事物，必须把握这个事物与其他事物多种多样的关系的总和。我们观察问题时，视野要开阔，搜集资料要全面细致，不仅要看到事实本身，而且要注意事实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不仅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注意其反面；既不能看到事物的缺陷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也不能看到事物的优点就一好遮百丑。

三是观察的准确性。这就要求把握事物的基本特征，并能分辨出事物的细微差别。

四是观察的快速性。快速性是度势敏锐性的一个突出标志。迅速地发现问题，抓住实质，做出判断是见微知著的前提，也是领导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观察的快速性，要求领导思维敏捷、反应迅速，在头脑中对信息的吸收与消化，对经验的综合和运用，对事物未来发展趋势的估计和对策的选择，以及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都能在瞬间完成。其思维特点和表现形式是注意力高度集中，思路清晰、条理，判断准确、迅速，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

与远见卓识相辅相成的是明察秋毫，这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另外一个重要本领。明察秋毫的素质可以帮助领导者看清事物的本原以及发展态势，从而做到高瞻远瞩，远见卓识。明察秋毫要求领导者对于组织的关注一定要注重细节的管理，管理之所以难度高，就是管理者既要关注长远的规划又要关注细节的管理。明察秋毫原形容人目光敏锐，任何细小的事物都能看得很清楚，后多形容人能洞察事理。出处《孟子 ·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 ” 在商界，一个善于管理的人，要明察所管理企业的实际情况。管理的前提在于认清事情的是非，考察企业的发展方向。在管理中，存在着很多假象，有些是人为造成的，有些是客观造成的。因此，领导者能否辨明假象，往往就是管理成功的关键。领导者自身的素质和能力的提高也就成为分辨真假以及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

在政界，为官必须有明鉴之识，不能洞察时事变化，不能预知祸福休咎，只顾一时的得失，那是注定不能长久的。

唐朝的时候，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人密谋诛杀武则天的嬖臣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后来发动政变，中宗复位。姚祟当时任灵武道大总管，从屯兵之处

返回京城，参与了密谋商议。后来，因为有功，被封为粱县侯。

武则天被迫禅让，迁回上阳宫。中宗率领百官去问武后的饮食起居。五公（张柬之、恒彦范、崔玄帏、袁恕己、敬晖五人因参加政变有功赐封郡公，又称五王）弹冠相庆，只有姚崇一个人痛哭流涕。张柬之等人问他：“现在哪里是哭的时候？你恐怕会因而招祸呵！”姚崇说：“我参与了讨伐叛逆，算不上功劳。然而想到长期侍奉武则天，如今这样做，是违背旧主啊！做人臣的应当善始善终，我就是因此而获罪，我也心甘情愿。”后来，武三思与韦后专权，五王被害，只有姚崇幸免。

冯梦龙著有《智囊》，他对于这件事评论说：武后被迫禅位，五王弹冠相庆，姚崇独自流涕。董卓被诛杀，百姓欢歌，只有蔡邕痛哭。两件事看似相同，祸福却不同。就因为武则天是君主，武后迁，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流涕者，一时免祸之权术。

崇逆知三思犹在，后将噬脐，而无如五王之不听何也。吁，崇真智矣哉！

——（明）冯梦龙《智囊 ·上智》

董卓是臣子；姚崇是为公，而蔡邕是出于一己之心。蔡邕叹息时，是他感恩之情的真实流露；姚崇痛哭流涕，是他免遭祸殃的权术而已。姚崇料知武后的侄子武三思还在朝，事情并未结束，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

所以，作为领导，一定要能够远见卓识而明察万物，必须是一个度势高手，通过对事物积极、敏锐、全面地观察、了解和预测，估计出“势 ”运动变化的趋向和力度，从而使自己的行为跟上形势、适应形势。这样，既能够防范和避免失败、死亡等致命打击，又能够抓住机会以大显身手。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ksohtml30928/wps2375.jpg

大权在握，专职专任

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也。

——《韩非子 ·亡征》

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韩非子 ·难一》

凡是君主的封国弱小而卿大夫的封地强大，君主的权势小而臣子的权势大的，国家就可能灭亡。

英明君主的治理原则是：一个人不兼任两种官职，一个官职不兼管数种事务。

在管人上，韩非子主张君主要大权在握、臣下要专职专任。国家的一切政命皆出于一人之手，进行一种集权统治。一个管理者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他必然要将权力进行分配。但是，分配的前提必须是大权在握，将分配出去的权利最终再汇集到自己的手中。臣下不能一人多职，因为人的精力有限，兼官兼事容易出差错；一个大臣如果不兼任别的官职，不管自己职责之外的事务，就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这方面，韩非子做过非常深入的阐述。他认为：聪明的领导者，不兼做多个事情，而是采取各个职能部门相互配合，这样的组织方式就能“居万人之上 ”，维持管理秩序。有权力就可居万人之上，驾驭下属，失去权力便只能受制于人。为此，韩非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驾驭活动的成功与失败，与管理者是否具有实

权紧密相关。所以，聪明的领导者应遵守这样的原则：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

历代权臣篡位，除了担任中央官职外，权臣还往往兼任一些重要的地方官职，如桓温、刘裕等都曾兼任扬州、徐州、荆州等重要地区的州牧，营造自己的根据地。当年杨坚篡位的时候，同谋就劝他一定要当“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 ”，抓住政权和军权。韩非子认为，英明的领导者应该把财权、赏罚、任免之大权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谨防枝强干弱的现象出现。曹操就是深谙此道的高手。

三国时期，献帝在迁都之前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曹操早就手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脉。可是曹操还觉得不够，总是觉得献帝碍手碍脚，除了兵权，他还想将任、免、赏、罚的政权全部揽过来，实现真正的大权在握，一人独揽，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雄心大志。

此时，有人向曹操进言说，汉气数已尽，取而代之的应当在魏，曹操是土命，许都属土，到那里就一定会兴旺。于是曹操就决定让献帝迁都。献帝不敢不从，群臣也害怕曹操的势力，也都不敢有异议。

曹操迎接銮驾到许都，建造宫室殿宇，重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营城郭府库，又封了董承等 13 人为列侯。荀况、郭嘉、满宠、李典、乐进、于禁、徐晃、典韦、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将士都受到封官。各个下级分工清楚，管制明确，没有出现一人多职，或一职多事的现象。而曹操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朝廷的大事都要禀告曹操。

一人多职必然责任不明，一官多事则必然顾此失彼，精力分散。但是，这并不是韩非子最担心的，这样做的最大恶果就是下属权力过大，对上级领导者的权力必然有所削弱，那么，上级领导者的地位也就不稳固了。

一人多职，容易导致管理混乱。如果一个企业的老板支持一人多职，一旦出现问题时，就会你推我推不负责。这样，老板本来想少一人任职，少支付一点工资，结果反倒造成效率低下，得不偿失。

有一家高科技公司，生存技术含量很高的电子产品，但是，老板的管理却不怎么有“高科技 ”。该公司的 DA 板卡项目结束很久，产品还迟迟没有出来，结果错过了时机。公司内部存在的问题很多：调试问题、芯片采购问题、产品化监管问题。尤其是产品化监管问题，DA 板卡项目结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专门的实权人物专门负责产品化，导致进度不紧不慢，芯片购买也几度出现问题。

老板在管理上没有专职专任，责任到人，公司在产品研发、产品试制和产品化这三个阶段没有进行明确的定义，没有保证相应的人员配置，没有制定严格的时间点，没有安排专人进行监管。一人多职现象，催生出责任不明、时间投入不够、进度拖沓等问题。一人多职不可能做好管理，只能带来板块的衰落，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论语 ·八佾》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法家先驱，齐桓公的宰相，辅助齐桓公成为诸侯的霸主。他在管理家事上就实行了专职专任。有人问孔子：“管仲节俭吗？ ”孔子说：“他有三处豪华的藏金府库，他家里的管事也是一人一职而不兼任，怎么谈得上节俭呢？ ”这里，孔子指出管仲不节俭，出发点是儒家一贯倡导的“节俭 ”，从管理的角度，管仲的做法无可厚非。

在企业管理模式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企业组织结构过于简化，责权不明，一人多职，职权交叉现象较普遍。责权不明，便造成了绩效不佳、遇事相互推诿的现象。在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首先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队伍，对

每个人员充分明确其“责、权、利 ”，责任要落实到人；对于交叉工作、身兼数职的人又该如何考核等都要全面形成制度化。

一官一职、专职专为是一般的企业人事管理要求，有利于明确职权、考核业绩，有利于集中全部精力做好本职工作。保证管理的各个环节专人专任，使管理机构能正常顺利地运转，是“集中优势力量办大事 ”的重要保证。如果不能专任一职，“一栖两雄 ”、“一家二贵 ”等，很可能导致工作中互相扯皮的现象，以及对有名有利之事，人人争着往身上揽，无利可图之事互相“踢皮球 ”。而在同一管理级别中，“官位 ”多，权力也大，遇到某些急不可待之事仍得步步审批、程序复杂，自然效率低下，如果有人怀有“想法 ”有所“刁难 ”，来一个“肠梗阻 ”，其结果可想而知。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一栖两雄，其斗喭喭。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韩非子 ·扬权》

有一个管理寓言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小男孩弄到了一条裤子，自己很喜欢，但是穿上后才发现裤子太长了，不适合。于是找到了奶奶，央求她给改一下。但奶奶说现在的家务事太多，忙不开，让他去找妈妈。于是小男孩找到了妈妈，可妈妈正在和人打桥牌，没时间。最后小男孩没办法只好去找姐姐，但姐姐说有约会，时间就要到了，说着高兴地走出了家门。小男孩很失望，怀着失望的心情睡着了。过会儿，奶奶忙完家务事了，想起了小孙子说的事，于是就把小男孩的裤子剪短了。妈妈打完牌后，也剪短了一截。姐姐回来后，也剪短了一截。可想而知，小男孩的裤子会变成什么样。

其实，我们的很多企业也通常这样一团糟。我们的员工就像小男孩一样可怜

无助。而我们的管理者呢，要么都不管，要么都来管。可想而知，我们的员工如果要接受几个上级的命令，会导致事情混乱，效率低下或出现无人负责的局面，也经常出现因分工不明而出现互相推诿、指责的现象。

因此，一官一职对于企业精简机构和人才，对于避免内耗和无谓的纷争，对于提高工作绩效等显得特别重要，同时也有利于个人专业技能的最大限度的发挥和提高、避免精力透支。

当然，一官一职或一职一官不是一成不变的法则。当企业处于非常时期，特别需要某一在职人员的技能或者水平能力、管理方式等等方面的支持；或者，当某些职员的能力水平明显超出了我国公元前 3 世纪伟大的思想家韩非子认为： “一个鸟窝如果有了势均力敌的两只雄鸟，他们就会斗得你死我活；一个家庭如果有两个当家人，那么，做事就不会有功效。”其职位要求，出现了“能力过剩 ” 等，这时就需要领导做出某些适当的调整。领导者不应该过多地受一官一职的禁锢，一人多职也未尝不可。这样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体现了对才华人品的赏识，不失为一种灵活机敏的用人文化。反之，无异于闲置了人力资源、埋没了人才，实为企业用人和谋发展的大忌。

一言以蔽之，一官一职是常态，一官多职或更多则是变数，全在于领导者对时局和人才的有力把握和全面衡量。当然，一官多职的用人策略当慎之又慎，否则容易导致严重后果，发生各种“交叉感染 ”。

总之，企业人事管理既要避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官本位 ”，又要消除大材小用、“功能过剩 ”。只有在“官位 ”与“职位 ”之间找寻最恰当的结合点，做到既能精简机构，又能人尽其才，企业的兴盛才指日可待。

取天下，先心容天下

上不天则下不遍覆，心不地则物不毕载。泰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

——《韩非子 ·大体》

君主的心胸如果不能像天地一样宽广，就不能像天地一样遍覆毕载，包容万物。泰山对土石没有好恶之心，所以能形成它的高大；江海对溪流也不拒绝，所以能形成它的浩瀚。所以，君主如果和天地一样遍覆毕载，万物就齐备了；如果和山海一样不立好恶，不择小助，国家就富强了。

无论是取天下，还是治天下，领导者首先必须要能够心容天下。不是常有人说吗：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从领导学上讲，就是领导者必须具备包容力。包容力是指领导者心胸的开阔度以及对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包容能力。

韩非子在《大体》这一章中用一段话以天地、山海作比喻，说明君主的心胸要像天地一样宽广，包容万物。对人对事，要像山海一样“不立好恶 ”，“不择小助 ”，一切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只要是对国家有用、有利的人和事，都能容纳，都能接受。君主不因自己的愤怒而加害臣民，臣民也不因心中的怨恨而祸害君主。君主有这样宽广的胸怀和伟大的气魄，就能做到君臣上下淳朴一致，就能达到国家大治的最高境界。

领导者一定要心胸广阔。心胸第一，能力次之。作为一个领导、一个老板，不是你个人的能力决定你事业的大小，而是你的包容力（心胸）决定你事业的大小。“大树底下不长草 ”，能人式的老板往往容不下能人，但志向远大、心胸宽广

的老板，也许个人的能力不强，但往往能留住各种各样能力极强的一流人才。

“既生瑜何生亮 ”——周瑜的一声长叹为世人留下了“心胸狭窄 ”的话柄。历史上的周瑜心胸开阔，以德服人。程普将军都说“与公瑾交，若饮醇酒，不觉自醉。”刘邦，个人的能力不强，但因为能够包容像张良、韩信、萧何等一流的人才，使他建立汉朝，由一个小亭长变成了开国皇帝。尽管这些人才各有各的缺点。

项羽，个人的能力是刘邦的十倍、百倍，“力拔山兮气盖世 ”、熟读兵法、能征善战，但就连一个亚父范增都用不好，一世英雄，落得孤家寡人、兵败垓下、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结局。

刘备，个人的能力一般，因为能够包容关羽、张飞、诸葛亮、赵子龙等一流的人才，使刘备军团事业兴旺。从卖草鞋做到了全国第三大“公司 ”。

李世民可谓功高盖世，如果没有开阔的胸襟，善待直谏者魏征，那会是另一副模样。魏征曾经是太子李建成的谋士，策划计谋和李世民作对。著名的玄武门事变就有他的参与，但李世民当皇帝之后并没有怀恨在心，反而重用魏征，和其他皇帝相比，这还不算心胸宽广么？

魏征的《十思》、《十渐》等谏书，尖锐批评唐太宗的缺点，皆人所不敢言，而唐太宗却欣然接受。后魏征因病请求辞职，唐太宗说：“金必锻炼而成器，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岂可去乎？ ”气量狭小之辈，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唐太宗终成为历史上广纳谏言、勇于改过的治国明君。

一个领导者，德才兼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有包容力，有容人之量。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领导者的心理是否健康成熟很大程度上体现

为他是否具有足够的包容力，容人、容己、容天下事。包容力也可以分为对事的包容力和对人的包容力。

对事的包容力是指领导者面对复杂环境和繁忙事物的心理承受能力。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领导者面对着形形色色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事物和许多未曾遇到的新问题，时刻承受着超乎常人的压力，也常常会遭受挫折和失败。如果缺乏包容力，就会深陷其中而难以解脱，就不能以超然的态度面对失败，最终就会影响身心健康，造成工作低效乃至失败。

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

——《荀子 ·儒效》

对人的包容力一般指领导者容人、用人的能力。领导者要用好人，善于识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容人和用人，尤其是能容忍和使用那些比自己更强的人以及那些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的“怪才 ”“奇才 ”和“偏才 ”，甚至那些与自己有矛盾、冲突或分歧，常常让自己下不来台的却能力又很强的“刺儿头 ”。如果领导者缺乏对人的包容力，要么嫉贤妒能，要么只对具有某种专长或性格的人才情有独钟，就会造成组织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或单一，这样就会影响组织的健康发展。

一个领导者，心胸有多宽，水平就有多高，事业也就有多大。作为领导者，最重要的是在决定任何事情时，要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眼前枝节小事。与此相反，心胸狭窄，无容人之量者，往往导致身败名裂、国破家亡的噩运。

《国语》中记载，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无道，政令严酷，引起强烈不满，怨声载道。周厉王听后大怒，命令官吏只要听到谁说坏话就杀谁，气氛异常恐怖，

人们不敢多言。但三年后平民忍无可忍，最终发起国人暴动，推翻了厉王残暴的统治。

古往今来，心胸开阔者方成就大事业。胸襟开阔者，方能善于从逆耳之言中吸取教训，改正自己的过错。心胸开阔者，方能容得下兄弟，才能当老大，简单地把自己作为一个生存的个体是不行的，必须全盘考虑到每一个人的细微变化。

胸襟开阔、雍容大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有容乃大不仅是历代名君的治国策略，也是做一个成功领导人的基本素质。同样，这种美德和素质对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来说显得越发重要，更是做一个成功的现代企业家的必备素质。

心胸宽则能容，能容则众归，众归则才聚，才聚则企业强，这是企业制胜的基本之道，也是企业健康成长的基本原则。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现代企业家如果胸怀狭隘，没有容人、容物的肚量，不仅难以成就大事业，恐怕也难以与人亲切地交往，和睦地与人相处，甚至内心也永远感到孤单、寂寞、痛苦。

企业家有宽大的胸怀不仅能收揽人心，在自己身边聚集优秀人才，还能使人心悦诚服、同心协力、互助互爱。同时，也可以使自己心平气和、头脑清晰、心态平稳，见识、胆识随之而拓展，为来日谋求更大的发展打下基础。

当今社会是服务的社会，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唯有能容人，才能为他人所容，谁也不能独自生存。因此，宽大的胸怀不仅是处世之基本，也是成功的基础，身为企业领导容人是首要。

承担责任，明辨是非

明君之道，贱德义贵，下必坐上，决诚以参，听无门户，故智者不得诈欺。

——《韩非子 ·八说》

英明领导的原则是：卑贱的人可以议论尊贵的人，下面的人犯了错误一定要连带上面的人负责，用检验的方法来判断事情的真实程度，不偏听偏信，这样的领导就没有人能欺骗他。

韩非子认为，英明的领导应该让下属评论自己，这样可以听取下面的心声，体察民意，赢得人心。下属有过错，上级也应该难逃其咎。勇于承担责任是一个成熟的领导的个人魅力，勇于承担责任的人总会让人感觉可靠。

下级依靠上级，上级就是榜样，上级对下级起督导作用。上级不应该因为下级做了好事而揽功，更不应该因为下级犯了过错而推诿责任。领导者要想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就应该让下属觉得上司就是他们真正的靠山，要勇于负责，不委过于下属。

秦穆公为了扩大疆土，建功立业，不听老臣蹇叔的反对意见，执意坚持派孟明视攻打郑国。秦军远师袭郑，果然遭到大败。秦穆公不顾忌脸面，身穿素服，来到郊外迎接战败归来的将士，见面时放声大哭：“我不听蹇叔的话，使将军受到如此侮辱，这都是我的罪过啊！”孟明视等人叩头请罪，秦穆公说：“这是我决策失误。”之后他对群臣又说：“都怪我贪心过重，才使你们遭受此祸！”秦穆公承担下全部责任，感动了群臣。

对领导来说，首要的是勇于负责，不仅要敢于对下属出现的失误负责任，更要对因自己决策失误而造成下属失败承担责任。这样，既提高了管理者自身的威望，更有利于宏扬下级团结合作的精神。

为下属的过错被追究责任，有的领导可能会感到很冤，认为自己又没有直接责任，没有理由受到处罚。抱这种想法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没有看到事情的复杂性及上下级行政行为间的关联性。

成功的管理者第一要素：承担责任。承担责任需要有广阔的胸怀和顾全大局的“弃我 ”精神做支撑，承担责任能使领导者的凝聚力得到提升。

——余世维博士

下属犯错时领导可能确实是不知情，但不知情其实就是失察，就应当承担失察的责任。或者说犯错是某一下属的“偶然 ”行为，“平时他并不这样 ”，但领导对下属思想动态及行为轨迹不也应有所了解与察觉吗？下属工作时有过错，就表明领导平时放松了教育，没有带好队伍，那就是失职，就应当被追究领导责任。

上下级之间存在着“无形 ”的层层负责的关系，下级对上级负责，上级对更高一级负责。所以，韩非子认为，各级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对任命者负责。为了督促官员更好地为任命机关负责，在履行职责与追究责任上实行必要的“连坐 ”是可以且是必要的。

有时候，下属犯错误并不是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由于主管领导的责任，有的是因为领导决策失误造成的，有的是下属在领导的授意下造成的，有的是下属替领导工作时造成的。不管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失误，领导要敢于承担责任，下属不必为你背黑锅，做你的牺牲品。

深圳一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只有一位主管和一位职员。在一次税务检查中，税务局发现这家办事处成立两年没有纳过税，于是做出了罚款决定，数额有几万。香港老板知道这件事后，单独问那位主管：“你当时怎么想的，怎么会发生这种的事情？ ”主管说：“当时我想到了税务申报，但职员说很多公司都不申报，我们也没有营业收入，就不用申报了。考虑到可以给公司省些钱，我也就没再考虑，这些事情都是由职员一手操办的。”

在营救驻伊朗的美国大使馆人质的作战计划失败后，当时美国总统吉米 ·卡特当即在电视里郑重声明：“一切责任在我。”仅仅因为上面那句话，卡特总统的支持率骤然上升了 10%以上。老板又找到那位职员，问了同样的问题。职员说： “从为公司省钱的角度，再加上我们没有营业收入以及公司也没申报，我把这种情况同主管说了，最终申不申报还应由主管做决定，他没跟我说，我也就没报。” 结果，香港老板把那位主管解聘。本应是他承担的责任却推卸给了一名普通员工，这样的下属每个老板都不会欣赏。

韩非子认为，管理者除了应该具备勇于负责的精神，更不能偏听偏信，要用参验的方法来判断事情的真伪，使聪明的人不能欺骗领导，愚蠢的人不得占据官位。想了解事情的真实情况往往并不容易，有时领导者会受到身边人的蒙蔽，有时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有时会只见其一，不及其余。在作决策之前，领导者一定要好好调查，全面分析。要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作决策。

西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用心考察钦定的接班人，刘弗陵年幼即位，他的同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心里很是不服气，老是想着夺位自立，辅政大臣霍光自然成了他的眼中钉，意欲除之而后快。霍光的政治敌对势力上官桀等人于是和燕王刘旦勾结起来，密谋策划先除掉霍光，然后废掉刘弗陵，拥立燕王为帝。

有一天，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上官桀等人乘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昭帝上书，状告霍光乘坐的马车与皇帝出巡时乘坐的一样，严重违反了礼仪规定，不是人臣所为；还说霍光擅自做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的阴谋。同时还表示愿交还燕王大印，回到宫里来保卫皇上，查处奸臣作乱。刘弗陵看了上书之后，什么话也没有说，也没有表示自己的态度。

第二天早朝时，霍光已知道被上官桀等人告到皇帝那里去了，就不敢擅自上朝，而是留在偏殿里等待刘弗陵的处置。刘弗陵一上朝，发现霍光没有上朝，派人去叫霍光进来。霍光入朝，脱下帽子叩头请罪：“臣该万死！请皇上发落。”

故偏听生奸，独任成乱。

——邹阳《狱中上梁王书》

刘弗陵说道：“大将军不必紧张，戴上帽子，快请起来。朕很清楚上书是假的，你没有什么阴谋。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选调校尉入府也不过十来天罢了，可是燕王远在北方，怎么这么快就知道了呢？就算能够知道，马上就写信过来，现在也赶不到京城啊。再说大将军真的要作乱谋反，调一个校尉也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这件事明摆着是有人想陷害你。朕虽然年幼，但也不会上这种当，怀疑大将军的。”

一席话说得大臣们惊讶不已，霍光也放下心来。聪明机智的刘弗陵接着下令追查冒名伪造上书的人。上官桀等人怕查下去会暴露自己，就劝刘弗陵：“这点小事不知是谁搞的恶作剧，就不值得再追查了吧！”刘弗陵一听，嘴上虽然没有坚持，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怀疑上官桀等人了。

下面再举一个经济案例。

日本企业家和田一夫因为创办八佰伴国际流通集团而闻名于世。当年，八佰伴的生意如日中天，和田一夫把家搬到了中国香港，并将大多数业务交给弟弟打理，他本人主要通过财务报表来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但不幸的是，财务报表到处都是“水分 ”。

八佰伴多年来一直迅猛扩张，鼎盛时期在全球一共有 400 多家分店，但财务数据却漏洞百出。由于和田一夫本人身在香港，对财务数据没有一一证实。后来的结果大家已经知道，八佰伴破产了。

八佰伴倒闭后，和田一夫用了一年的时间反省。他说：“他们做假账整整有三年，而我放松了警惕，只喜欢听好消息，所以始终没有看出问题，一直相信公司盈利状况很好。等危机完全爆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挽救。”八佰伴的问题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没有掌握一个顺畅的信息来源是和田一夫本人管理上的重大失误。

所以，韩非子告诫君主不可偏听偏信，要明察真实情况，谨防臣下粉饰太平的做法，他的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领导者应该建立一个能够获得第一手信息的有效渠道，不能只听身边一些人的一面之词，更不能只听好话。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就是从魏征劝太宗的话演变而来。《资治通鉴 ·唐纪》：上谓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诚信赢得忠心拥护

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

——《韩非子 ·外储说左上》

讲小信用，大信用也就会逐渐确立起来，所以英明的君主是在不断地积累信用中产生的。赏罚不讲信用的话，那么法令禁规就无法推行。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十分强调信用。明智的君主治国，必须从小事守信开始，这样在大事上的信誉才能建立起来。因此，明智的君主应当向人们表白自己是守信用的。虽然韩非子是从法令禁规能否顺利推行的角度立论的，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讲究诚信是多么重要。

诚信是一种规范，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范式，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一种基本要求。对于这一基本含义，我国古代思想家有过充分的论述。诚信的基本表现形式是：内诚于心，外化于人，言必信，行必果；不能言而无信。君子说话、立论都应该诚实不欺，真诚无妄，才能建功立业。

诚信是一种制度，是社会所要求的人们的行为模式。诚信作为人们的行为范式和人际关系模式，需要制度化才能持久，才有力量。春秋时期思想家管子最先从管理国家的角度提出诚信。按照管子的意思，只有坚持诚信这种制度，才能集结人心，天下人团结一致才有保证。韩非子进一步充实了管子的这一思想，并将日常生活的诚信与立国治世的诚信结合起来，指出“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 ”。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孟子 ·离娄上》

诚信是人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品修养，是做人的根本准则。关于这一点，我国古人有极为精彩的论述。孔子提出“ 民无信不立 ”。荀子把是否有“信 ”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甚至在人们认为充满诡道的《孙子兵法》中，孙子也将“信 ”与“智、仁、勇、严 ”一起作为将帅必须具备的基本道德。

商鞅是战国时期的政治改革家，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确保其推行的新法制度实施，首先向秦国公众强调“信 ”——法无信则不能服众，不能服从则法无以立，《史记 ·商鞅列传》记载的商鞅“徙木立信 ”说的正是商鞅如何立信于民的故事。

韩非子举例说，晋文公打仗不失信。据《左传》记载，僖公二十五年冬天，春秋时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带领军队攻打原国，事先与官兵约定三天结束战争。到了第三天，原国还没有攻下来，晋文公就命令撤退回国。这时，晋方的间谍回来报告说：“原国人支持不住，就要投降了。”晋方有的将领主张暂缓撤兵，但晋文公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

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

——《春秋彀梁传》

却坚持认为与其得到一个原国而失信，还不如不要它，因此坚决撤回了围攻的军队。晋文公虽然放弃了到手的胜利，却树立了自己诚信的形象，得到了下属

的敬重。如此一来，他战争中的损失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刘备最终之所以能够三分天下，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其中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以一颗仁义之心换得了民众对他的支持与感恩，使他得以依靠民众的力量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以诚待人，则威信自立，自然会获取他人的信任与拥戴，进而立足于世，做成更大的事业。

以诚信服人，是最高明的处世之道，也是最有效的成功素质之一。人无信不立，不做言过其实的许诺，不做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丑行，这才是有魅力的人、靠得住的人。所以，纵使万般艰难，也须言行如一，表里如一，不可一日无信。中国人历来把守信作为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主张言必行，行必果。治国也好，理家也好，经商也好，交友也好，都需要讲信用。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一诺千金的典故便是由此而来的。

治天下，以信为之也。

——贾谊

一个人如果经常失信，一方面会破坏他本人的形象，另一方面还将影响他本人的事业。信誉许诺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对不应办的事情或办不到的事，千万不能轻率应允。一旦许诺，就要千方百计去兑现自己的诺言，以获得别人的信任。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是《福布斯》杂志认定的中国富豪之一，作为一名企业家，在对诚信的态度上足以体现南存辉的魅力。南存辉说：“当年我修皮鞋的时候就是靠一针一线扎扎实实的技术在当地立足的。集资 5 万元办厂时，我把厂名取为‘求精 ’，也是想通过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市场上求得生存。多少年来正泰

正是靠认真和诚信在社会上打造了一片天地。信用就是金钱！”

祸莫于无信。

——傅玄

有一次，企业有一批货物出口希腊。在运输过程中，一只货箱出现了破损，重新装配时，偶然发现有一件产品不合格。南存辉得知后，毅然要求全部开箱检查。由于开船的日期已经临近，如果不及时交付，将要付出巨额损失费。有人建议不要大动干戈，因为外商是老客户了，不会为了一只小产品不合格退货。这个建议被南存辉断然拒绝。结果，所有的货物被开箱检查，确认合格。为了不影响交货，这批货物由海运改为空运。仅此一项，运费就多花了 80 万元。但通过这一件事，却树立了正泰集团的品牌。

领导者如何塑造自己的威信至关重要，因为威信是权力的延伸。高级管理者喜欢用威信控制别人，而厌恶成为权力的魔鬼。带人要带心。做一位成功的管理者，除非我们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威信与影响力，否则是很难实现管理统御的第一个课题：赢得下属的信赖和忠心。

“取信于民 ”是每个管理者开展工作的基石，下属不信赖你，对你的话心存疑虑，你的要求、你的许诺渐渐会失去应有的效用。时间久了，你的威信会一落千丈，你的领导地位会失去基础。

一位老板新年伊始，宣布要为职工们在一年内做五件实事，员工们自然干劲倍增，但大半年过去了，一件事也没有办成，大家一下子就没了热情，这位老板也因此威望扫地，企业效益急速滑坡。

诚者，实也。实有之，固有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

老板本是想用许诺来激励员工，结果许诺没有兑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一些企业的领导者也应该从这类事情中反思一下，不要随便向员工们许诺。有些领导者错把轻易许诺作为激励员工的手段，也许在短期内起到作用，但从长远看，效果并不好，一旦许诺不能及时兑现，员工伤心失望，还不如事前不做任何许诺。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如默默地为员工做一些实事，让员工落个实惠，也不可把话说得太早、太满，让人空欢喜一场。

有些许诺关系着员工的前途与未来，员工们对此极为敏感，在工作中牢牢记住上司说过的每一句话。因此，上司不能心情一高兴，忘乎所以，信口开河，更不可随意封官许愿，而在员工达到要求时却又根本不提曾经许下的愿，这只能削弱公司员工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上司在日常管理中千万不可随意许诺，若有许诺，应尽力兑现。诚信是人在社会中做人的根本态度，是追求人生真善美不可缺少的阶梯，也是启开事业成功之门的心灵钥匙。如果你用内心和专一撒下真诚的种子，你将会收到同样的果实。

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

——老子

去邪心，守正道，谋长治

人君无道，则内暴虐其民而外侵欺其邻国。内暴虐，则民产绝；外侵欺，则兵数起。

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由是观之，祸难生于邪心，邪心诱于可欲。

——《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

君主无道，对内就暴虐百姓，对外就侵凌邻国。对内暴虐，百姓产业就断了；对外侵凌，战争就会屡屡发生。

人有欲望，计算就混乱；计算混乱，就更有欲望；更有欲望，邪心就占上风；邪心占上风，办事的准则就没有了；准则没有了，灾难就会发生。由此看来，灾难产生于邪心，邪心产生于欲望。

一个国家，君主的素质决定国家的兴亡；一个企业，老板的观念决定企业的成败。韩非子告诫君主，治理国家要靠以正道守其位，对百姓要实行仁政，这样法制才能有效地推行；对他国要实行友好外交政策，这样才能在和平的环境中增强国力。韩非子的思想包含了儒家、法家的一些主张。

韩非子将法家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人的学说融合在一起，又参考了儒家、道家的主张，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从而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一些主张看出法家与儒家和道家的某些渊源。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季康子向孔子请教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政是群众的事，应当以正道治理，不能偏邪。你若以正道来领导，在下面的部属人民，谁敢不正？ ”可见儒家是主张以正道治国的。

老子也主张以正道治国，以奇正用兵，以无为取天下。他认为这是成大事者必须明白的最高法则。治国，乃对内；用兵，乃对外。对内，讲究用王者之道，正道，要在国内行正气；对外，讲究用奇道，出奇制胜。对内，要共同发展，所以用正道；对外，就是你死我亡了。观望历史，以奇道治国而不得善终，以正道御敌而国破家亡的例子历历可数。所以，英明的统治者通常不是用一种方法来管理，而是用“外儒内法 ”兼以道家的“黄老之术 ”。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五十七章

韩非子是推崇“人性恶 ”论的，他认为人之所以不走正道，而走“非道 ”，根源在于人的私欲，私欲体现在追名逐利上。求名求利，也无可厚非，但获得的方法要光明正大。正道就是正大光明的长久之道。

所以，韩非子说，人有欲望，邪心就占上风，办事就没有准则，灾难就会发生。灾难产生于邪心，邪心产生于欲望。如果你好名好利，就要光明正大地去做名利之徒。名要嘉名美名，利要正当之利，都要取之有道。每干一件事前，都要掂量掂量：是否违背诚信原则、道义原则？是否会影响我的名声？是否个人和社会都有利可图，公私双赢？当然，一个人要做到这样，的确不容易，需要有很大的毅力克制自己，能够以正道制邪心。

无论什么时代，名利都在牵动着人们思想和感情。追求名利，带来的应是积

极向上、大有可为，建功立业，实现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求名要有德，求利要有道。如果不走正道，即使谋求到了一定的位置，那也是不正当的位置，早晚会遇到危险。

历史上的李斯和赵高，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两位都是臭名昭著的名利之徒。李斯早年投到当时大儒家荀卿名下，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子师出同门。李斯学成之后，西行入秦，去为秦王出谋划策，建功立业。李斯知道秦国丞相吕不韦的权势很大，就投到吕不韦门下，逐渐取得了吕不韦的赏识，后来又受到秦王的重用。

后来，李斯的同学韩非子很受秦王嬴政的赏识，嬴政留下他准备重用。当时任秦国丞相的李斯深知韩非子的才能高过于他，出于嫉妒，于是向秦始皇进谗言诬陷他。秦始皇听信谗言，将韩非子投入监狱，李斯趁机毒死了他。虽然，秦始皇死后，赵高与李斯合谋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立胡亥为帝王。从此，奸臣赵高当道，利用职权杀害了许多人，最后他向李斯下了毒手。赵高唆使二世皇帝把握有最高权力的李斯下狱，予以严刑拷打，采取阴招逼迫李斯服罪受死。赵高谗害李斯与李斯谗害韩非子如出一辙，李斯也算是受到了 “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 ”的报应。

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终归之于隐，是以正道制邪心。

——《春秋榖梁传注疏 ·卷一》

李斯死后，二世皇帝拜赵高为中丞相，大小事务皆由赵高裁决。后来赵高杀二世，想立二世哥哥的儿子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在齐宫中杀了赵高，并灭了赵高三族。

李斯、赵高为了权力地位，施展阴谋诡计，最终走上恶道，都不得善终。李斯阴谋害死了韩非子，赵高阴谋害死了李斯，子婴又设计除掉了赵高。这就是善有善果、恶有恶报，用不正当手段得到的并不能维持长久。

李斯阴谋害死韩非子，属于同门相残，这样的例子还有庞涓阴谋毒害孙膑。庞涓和孙膑同为鬼谷子的学生，庞涓怕孙膑得到魏国国君的重用使得自己失宠，就陷害孙膑私通齐国，把孙膑脸上刺了字又被剔去了膝盖骨，从此只能爬着走路，成了终身残废。孙膑使用“假痴不癫 ”的计谋，骗过了庞涓，逃出魏国，到了齐国做了齐威王的军师。后来两位老同学在战场斗法，孙膑用“减灶法 ”引诱庞涓来追，暗设伏兵，将庞涓射死在马陵道上。庞涓妒贤嫉能，耍小聪明，采取了卑劣的打击手段，结果害了别人，更害了自己。

可见，进取之道，须把握中正原则，不该谋的位置就不谋，不要胡思乱想，不可用不正当的手段耍小聪明玩阴招，否则，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

挛如，无咎。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孔子对这句话解释说：“天所帮助的人，是顺从正道的；人所帮助的人，是笃守诚信的。能够践履诚信而时时考虑顺从正直，又能尊重贤人，所以吉祥而无所不利。”企业领导者管理企业，也应该遵循韩非子的“制邪心受正道 ”的思想。企业如同国家：管理对内，讲究企业与员工共同发展，应行正道；经营对外，能行正道则行正道，如遇你死我亡之争，应行奇道，奇道也是有原则的，不然就成了斜道、恶道。

第二章 权利之势

——高举权柄的艺术

抓牢权势，树立威信

势重者，人君之渊也。君人者，势重于人臣之间，失则不可复得矣。简公失之于田成，晋公失之于六卿，而上亡身死。故曰：“鱼不可脱于深渊。”

——《韩非子 · 喻老》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废置无度则权渎，赏罚下共则威分。

——《韩非子 ·八经》

强势与重权是君主的深厚凭借。作为君主，权势落在臣子之间，失去后就不可能再得到了，如同鱼离开了深潭。齐简公的权势失落在田成子手中，晋国领导的权势失落在六卿手中，结果是身死国亡。所以，鱼不可以脱离深潭，君主不可以失去权势。

君主掌握政柄并据有势位，所以能够令行禁止。政柄是决定生杀的权力，势位是制服众人的凭借。废除什么，建立什么，如果无章可循，政权就不神圣了；

如果和臣下共掌赏罚大权，君主的威势就分散了。

韩非子认为，法和术是君主统治臣民最重要的工具，而势则是能够运用法和术的前提和条件。在抱法任术的同时，韩非子很强调“势 ”，权柄是决定生杀的太极，权势是制服众人的凭借。

韩非子强调，君所以能为君，就是由于有势，离开了权势，就不成其为君。君主之所以能够制服臣下，并不是由于君主的品行、才能高于臣下，主要是君主手中掌握着势。因此，权力是决定社会政治地位的根本条件，道德与才能都不起作用。

所以，韩非子告诫君主，一定要把臣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一旦君主一日失势，君主将反为臣下所制。势对君主来说，只能“独擅 ”，绝不允许与人臣共有，独有则尊，稍失则危。“势 ”是君主统治人民、驾驭臣下的强大权力和权势。

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旦。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韩非子 ·功名》

韩非子在《五蠹》一章中谈到：鲁哀公是个才智低下的君主，他面南而坐，统治着国家，国境内的民众没有哪一个敢不称臣服从。民众本来就屈服于权势，而权势也确实容易用来制服人。所以，孔子虽然是圣人，反而做了臣子；而鲁哀公虽然才智低下，反而做了君主。孔子并不是被鲁哀公的仁义所感化，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啊。所以，根据仁义，孔子不会屈服于鲁哀公；但是，依靠权势，鲁哀公却可以使孔子称臣。韩非子批判了行仁义而王天下的观点，说明君主不能依

靠仁义，必须依靠权势才能治理天下。

西汉自武帝以来，虽然重儒，但实际上是王霸兼施。正如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宣帝曾经对太子刘爽的“纯任德教 ”的俗儒主张非常不满，并深为之忧虑。他说道：“乱我家者，太子也。”为此，宣帝曾欲以“ 明察好法 ”的淮阳王刘钦代替刘爽为太子，只是由于顾念其母许氏的旧情才没有实现。

汉宣帝病死后，刘爽即皇帝位，即汉元帝。元帝愚弱，史称“柔仁好儒 ”。即位后，他“征用儒生，委之以政 ”，儒生相继为相。元帝为政，动则引证《诗经》等儒典，迂腐地推行“纯儒政治 ”。放弃了对豪强地主进行打击、限制的政策，实行所谓的宽政。宽政之下，土地兼并愈发不可遏制，吏治腐败等社会积弊也随之恶性发展。

结果让宦官石显专权，政治日趋黑暗，致使吏治腐败，纲纪失序。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小官员，贪财慕势，纷纷经商，掠夺百姓，敛财聚富。他们互相间钩心斗角，陷入于罪，以至于连元帝都不得不承认“在位多不任职 ”。

最后元帝 43 岁时病死在未央官，留下一个烂摊子。宣帝的“乱我家者，太子也 ”果真应验了。儒生不晓法度，自然误国。柔仁也是有限度的，只执其一端，丢掉权势，必然引发动乱。这是汉元帝给后世的教训。一个领导者，切勿轻易放弃自己的实权，否则一旦失去，要再索回，为时已太迟了。

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

——《韩非子 ·五蠹》

权势对于管理者，就像水对于鱼儿那么重要。失去权势，管理者的命令就没有人服从。因此，管理者必须抓牢权势。鱼离开水，任你有翻江倒海的力量，如同巨鲸搁浅，虎落平阳；任你有震山的威风，也难免被犬欺。

如果一个管理者能够执掌权柄，那么这个管理者就占据了有利的地位，就能做到令行禁止。什么是权柄呢？那就是生杀予夺的法治；就是掌握了人的生死的权力。虚名是无法领导好下属的，管理者必须要有实权。管理者能够决定员工职位升迁，拥有物质奖励与惩罚开革的权力，对员工的管理可以根据需要恩威并施，这样就具备制服众人的条件。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王道与霸道两种政治路线。王道者先正其身，再以仁德感化对手；霸道者则以权力征服对手，使之屈服。这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政治路线代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倾向。

在中国历史上，大讲仁义礼智的儒家极力倡导王道。孟子说：“满口仁义道德，却以武力压制百姓的是霸者；反之，施行仁德的即为王者，王者不倚仗原来国土的广大。”孟子还对权力与仁德的关系作过重要论述，主张弃武力，用德操治天下。世界上唯有“仁德 ”才能与权力对抗，权力本身并不能征服任何人。这就是孟子的忠告。

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皇帝的旨意无论是否合理，臣下和百姓都必须恪谨遵守，无人胆敢稍加违抗。“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 ”一语，足可道尽皇帝的权威。然而，依靠独裁、至高的权力来维持自己的权威，在现代社会已经行不通了。作为领导者必须学会应用民主的方式统领部下。任何领导者要想让下属服从管理并接受你的管理措施，就必须要有威信。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心中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也。

——《孟子》

领导者的威信来自于两方面，一是权利所赋予的；二是以自身能力、品质争取的。威信是一个合格领导者的基础，没有威信的领导者是无法行使权利的。会管理人的领导者，个人威信远远超过权利行使。领导者是把威信发挥到极致，影响他人，从而实现目标的一种人。

神秘莫测，保持距离

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虚静无事，以暗见疵。见而不见，闻而不闻，知而不知。

——《韩非子 ·主道》

体道，则其智深；其智深，则其会远；其会远，众人莫能见其所极。唯夫能令人不见其事极，不见其事极者为保其身、有其国。

——《韩非子 · 喻老》

君主所掌握的道，不能被臣下知晓，运用道的时候，也不能让臣下觉察。君主虚静无为，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有看见，听到好像没有听到，知道好像不知道。

按照根本规律行动，他的智慧就一定很深；智慧很深了，他的计谋就一定很高超；计谋很高超，一般人没有谁能看到他的究底。只有那种能让人看不到究底的人，也才能保全身体、拥有国家。

韩非子认为，君王要保持自己的权势和对臣下的威慑力，就应该表现得神秘莫测，与臣下保持距离，使之无机可乘。

韩非子在《主道》中的一段议论把“无为而治 ”的要旨讲得非常明白。无为之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一种特殊手段，君主在驾驭臣下时，要处在虚、静的地位，以虚制实，以静制动，大智若愚，以“无为 ”而达到“无不为 ”。

所以，有的君主深居简出，神出鬼没，隐蔽自己的行踪，使自己在臣下的心目中充满着高深莫测的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会对臣下产生巨大的威慑力量。在这方面秦始皇最为典型。他经常变换居住的宫室，严禁侍从把他的言行透露给大臣。侍从违令，泄露了他的行踪，就要被处死。汉武帝经常潜游离馆，外朝官难以面见帝王，凡请奏机宜，多由宦官充任，这就增加了汉武帝的神秘性。

韩非子告诫君主对任何事情都不要事先表态，不要流露出自己的意向。只要君主有任何意向性的表示，臣下都会钻空子，或乘机使诈，这样一来，君主就难免受到迷惑。君主应该尽量让臣下发表意见，让他们尽力去做，自己则冷眼旁观，不露声色，不置可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一举一动，伺机捕捉臣下的过失。这就是“虚静无事，以暗观疵 ”之术。

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

——《管子 ·霸言》

古人讲究做事含而不露。所谓喜怒不形之于色，做官尤须为此。从积极意义上看是必须要有大将风度，大事当前，反应敏捷，决断利索，镇定自如，愈是风云变幻，愈能做到波澜不兴，心如止水。从消极角度来看，深沉多指有城府，多心计，遇事往往不明确态度，见风使舵，两面三刀，惟命是从。

《官经》上说：做官以英明决断为用，深沉老成为本；才气过于显露，不仅会招致同事的忌恨，上司也认为你涵养还不够，不予重用。这种做官权术与韩非子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韩非子认为，君主喜怒无常，变化莫测，不见端倪，才有神圣感，神圣化才可畏，可畏才有威。对待属下，要时近时远，若即若离；时而暖如春风，时而冷若冰霜。做到这些，管理自会渐入佳境。

韩非子主张，君主除了保持高深莫测的神秘感来制造威慑力之外，还有把握上下级之间的距离分寸，有必要摆起官架子，制造距离感。官架子似乎就很是让人讨厌，有脱离群众的表现，但实际上，它既然存在，就必然有其内在的理由或者说合理性，成为许多人领导和管理下属的一种十分有效的艺术性方法。

许多领导正是通过有意识地保持与下属的距离，使下属认识到权力等级的存在，感受到领导的支配力和权威。而这种权威对于领导巩固自己的地位、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是绝对必须的。如果领导过分随和，不注意树立对下属的权威，下属很可能就会因为轻慢领导的权威而怠惰、拖延甚至是故意进行破坏。所以，领导通过“架子 ”来显示自己的权力，进而有效地行使权力是无可非议的，对于领导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也是必要的。

“摆架子 ”会给领导带来威严感，会给下属这样一种印象：即他可以随时行使他的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威严感会使领导形成一种威慑力，使下属感到“服从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而“不服从则会给自己造成不利 ”。

有“架子 ”的领导就仿佛是一座云雾缭绕、幻象纷呈的大山，看上去高深莫测，不可捉摸。其实，这种效果正是树立权威的需要。因为领导处于各种利益、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他若想实现自己的目的，就必须懂得掩藏自己，自己的心机不被窥破。如果下属很容易就揣摸到领导的心思，他就很可能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从而危及或破坏领导意图的实现。而不暴露自己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与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减少接触，使自己保持一种神秘莫测的状态。

使上固闭内扃，从室视庭。

——《韩非子 ·扬权》

领导的“架子 ”绝不仅仅是为了炫耀，而是一种因为害怕下属而采取的防范性措施。“架子 ”产生的距离感不仅会给领导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受，而且还为他处理人际关系及政务提供了一个回旋的余地。许多领导正是靠着这种距离感的调整来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只要做得不过分，它无疑会使领导显得更有魅力。

城隍爷不跟小鬼称兄弟。

——民间谚语

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没有威信就不会有权威，而除非他与人保持距离，他才会有威信。所以，领导的 “架子 ”绝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它还包含相当的领导艺术的奥妙，更有着心理学上的微妙含意。

圣人孔子说过一句话：“临之以庄，则敬。”这句话意思是说，领导者不要和下属过分亲近，要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给下属一个庄重的面孔，这样就可以

获得他们的尊敬。作为一名领导，要善于把握与下属之间的远近亲疏，使自己的领导职能得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权统人，调动部属

权不欲见，素无为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虚而待之，彼自以之。

——《韩非子 ·扬权》

夫马之所以能任重引车致远道者，以筋力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

——《韩非子 ·人主》

权势不应表露无遗，而应保持本色，无为而治。政事在地方，要害在中央。圣明君主执掌着要害。四方臣民都会来效劳。只要冷静地对待臣下，臣下自会办好事情。

马之所以能负重拉车达到远方，凭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国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统治天下讨伐诸侯，凭的是威势；威势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

韩非子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

集中在君主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

韩非子主张神圣君威必须保持，因为人们多不能接受“看起来与自己同等 ” 的人的领导。因此，领导者就要善用这种心理，在部属面前塑造一个强者的形象。韩非子把君主的“威势 ”比作马的“筋力 ”和虎、豹的“爪牙 ”，说明君主掌握了威势，才能“制天下而征诸侯 ”，建立霸王之业。

领导者的权威是属下对上级的尊敬与信任，领导者的权威愈高，领导者的影响力也愈强，这样，领导者对属下就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向心力，使其领导更具有效性，由此推动事业的更大成功。任何一个领导丧失了权力，都不可能行使领导的职责。这在企业中依然如此，作为一个企业管理者必须拥有企业管理权，管理者有了权力，员工们不得不服从，因此权力就是管理者的力量，就是进行管理的保证。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势，则群臣不敢为非。

——《管子 · 明法解》

法家的代表人物慎到曾提出了值得我们今天管理者借鉴的“势治 ”论，他认为统治天下凭借的就是权力。如他的《正论》中所说：“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自他的“势治 ”论提出后，得到了许多学派的响应，并且有的还对此作了更深更详细的论述，使之更趋于完善。韩非子就是其中之一。

韩非子的老师、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荀况在“人性恶 ”的基础上阐述了 “势位（权力）”的必要性，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要统治天下，必须依靠掌握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来实行法制。这也正符合了人类的一种“畏上 ”的心理，可以说这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无论是原始的氏族制、部落制、封建帝制，也

无论是西方的宗教制，还是现今许多国家存在的党派制，都无不证明了权力的必要性，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何尝不是如此。file:///C:/Users/pc/AppData/Local/Temp/ksohtml30928/wps2376.jpg

任何领导之所以能行使领导权，无非都是以权力作为后盾的。在西方的诸管理理论中，也都没有忽视企业管理者所应有的权力，无论是民主型的领导还是专制型的领导都有最高最后的决策权，也正是因为如此，一种放任型领导才会在任何企业中失败。在此，东西方的文化就取得了一致。

从企业内部来说，要使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得到保证，企业的最高管理者必须掌握企业的绝对权，否则无法进行各项管理与决策，则企业的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韩非子作的《扬权》可以当作《主道》的补充，讲的也是君主的治国为君之道：首先，君主要保持本色，要无为而治，不要忙忙碌碌，什么事都管，而应该抓大放小，管大事，掌大权，充分发挥下属的聪明才智。这也就是所谓的“权不欲见，素无为也。”

韩非子的这种观点非常精到。因为君主无论多么聪明，毕竟一己之力有限。唐朝张玄素曾很直率地对太宗李世民说：“万乘之主，欲使自专庶务，日断十事，而有五条不中者，何况万务乎！”以一人之力，每天十件事也许就有五件事给断错了，何况万古者圣人。千的繁琐事呢？这是从经验、见识、才能等方面作的考虑。此外，还有情绪问题。人是感性动物，很难不被情绪所影响。就有大臣上书宋神宗说：“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恐喜怒任情，善恶无准，此乃致乱之道。” 所以，高明的领导者必是一个最善于借力的领导者。他们不参与具体事务的谋划、执行，只在事后视结果而定功过。

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

——《荀子 ·性恶》

讲求高度集权、严密控制是中国固有的一种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在现代管理中依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就对现代企业的集权与放权有自己的体会：“集中关键权力的同时，要有程序、有步骤地考虑放权。对授权给什么人、这个人具体拥有什么权力、操作范围有多大、流程是什么样的，都应该有章可循。这种对于权力的制衡既能防止权力过度集中，又杜绝放权后的权利滥用和失控。”

依照韩非子的观点，英明的领导者应该这样高举权柄：集权则不专权，放权而不放任；一手软，一手硬；一手放权，一手监督；大权独揽，小权分散；以权统人，调动部属。善于运用权势能使国家安定，不会运用权势则使国家消亡。

现代管理理论都十分强调领导的分权与授权的必要性，表面看来似乎与前面所述的有所矛盾，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企业家的时间、精力以及能力都是有限的，并不是每项工作都能进行管理与决策的。分权与授权也正是“权力论 ”的具体运用，体现了权力对于管理的必要性。任何成功的企业家都敢于向下分权，并且善于授权，这正是运用权力的一种艺术。然而，分权与授权本身又有一定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体现在一定形式、一定限度的分权与授权，对此，《吕氏春秋 ·慎势》的“势有敌，则王者废也。”却能给予我们企业管理者以启迪。因此，一定程度的分权与授权，一方面证明了领导者权力的绝对性；另一方面则又是进行有效管理的一种手段。

韩非子身为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他是建立中央集权理论的最杰出的代表，在他的理论中，非常强调君主在拥有权力的基础上树立一种众所欲归之势，这对于我们今天的企业管理者来说，在权力的基础上树立威信建立权威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其势者国危。

——《韩非子 ·奸劫弑臣》

权势要靠权术保障

故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无术以御之，身虽劳，犹不免乱；有术以御之，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韩非子 ·外储说右下》

所以国家是君主的车，权势是君主的马。君主没有法术驾驭它，自己即使很劳苦，国家还是不免于乱；有法术来驾驭它，自己不但能处在安逸快乐的地位，还能取得帝王的功业。

韩非子主张，君主管理国家，行使权势，一定要有适当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方法就是韩非子所说的“术 ”。权势也不能乱用，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里讲了一个“造父御马 ”寓言故事：造父是春秋末期晋国人，善于驾马。有一天，造父正在锄草，这时有父子坐车路过，马受惊不肯前行，一个儿子拉住马，父子几人推车，还请造父帮他们推。于是造父收拾好农具，停止操作而把它寄放在车上，拽住那个儿子拉的马，然后才拿起缰绳和鞭子，还没有使上绳、鞭，马就一起向前奔跑了。假使造父不

会驾驭，即使全力帮忙推车，马还是不肯前行。现在他自身操作得很安逸，而且把农具寄放在车上，又有恩德施于人家，是因为有办法驾驭惊马啊。

韩非子用这个故事说明，君主有了国家和权势还不够，必须掌握治国的方法 ——“术 ”。他认为，治国“有术 ”，君主就能“身处佚乐之地，又致帝王之功 ”；否则，“身虽劳 ”，国家“犹不免乱 ”。所以，势与术要结合起来使用才更有效。

韩非子是不主张仁政治国的，君主治理国家，必须先丢掉妇人之心，脆弱宽仁都不是管人者所应该有的，否则，你必定会自取灭亡。既然你是管人的人，必要的时候，就要敢于施威！施威要讲究方法，分清对象。管人者必须果断，犹豫不得。当断不断，则变为柔断。

孔子的学问是“仁恕 ”，韩非子的学问是“权术 ”。学权术不能忘了仁恕，仁恕是道，权术是术，仁恕是阳，权术是阴。韩非子的阴术，学透了，有利于控制权力，防范身边的各种危机，剔除异己力量，让团队保持高度警惕，但过了，就可能会让老板更加孤寒。不少领导者并非看不清时局的态势和发展，也不是不了解问题所在及其症结，也不是不知道该如何施威，而仅仅是由于领导者个人心性脆弱，从而导致失败，或者错过了胜利的大好时机。

有一位小企业的老板，被手下一名有能耐的员工搞得很闹心。他的公司有一位业务员，有一天，这位业务员找到了老板，拍着自己的口袋对老板说：“我这口袋里全是购销合同，但是你应该给我多少多少提成。你给了我这些提成，我就把合同给公司订了；你若不答应我的要求和条件，那么我就把合同永远装在兜里，一个也不给公司签订。”这位老板一筹莫展，不同意业务员的条件，怕他甩袖子走了不干，把公司的销售业务荒废了；同意业务员的条件，又怕公司其他员工不满意，影响积极性。

这位老板，作为一个企业的第一领导，遇到这样的情况，也真够可怜的。为什么当老板的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老板有什么“把柄 ”掌握在这个业务员手中，不然业务员怎么竟敢有如此大的胆量？要么老板实在没有能力。不然作为公司的头，连自己手下的一个小小的业务员都如此对领导颐指气使，却管他不了，让人无法明白。

不过，从这一个例子里至少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老板心理品质十分脆弱。心性脆弱的人常常遇事怕出风险，遇事不能判断长短优劣、真伪是非，即使能够判断，也绝不能做出正确的决断。因为他不敢，他没有足够的承担风险的心理承受力。这样的领导，其管人能力是很差的、很弱的。

慈不掌兵，义不理财，不是说不要仁慈与仁义，而是在处理具体问题上要严苛。说到底，就是一个心法与招法的辩证关系，韩非子有很多招，招法学会了，必须有上乘的内功心法以指导运用。通过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引申出如下的启示：

第一、领导者都是在一定的职位上，都握有一定的权力。如本例中那位小公司的老板，在他所领导的企业中，他应该握有最高的予夺大权。既然有权力，就要敢于使用这种权力。该用权的时候不敢用权，不敢下命令，不敢强制推行，领导的职位就形同虚设了。

第二、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市场是第一线。任何企业的主要领导者都万万不可对市场、对用户，特别是对主要用户，若明若暗。否则，就有被企业营销人员架空的危险，就容易受营销人员、中间商的左右，也容易引发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损公肥私以饱私囊的腐败现象。企业的第一把手要认识到市场无小事，客户无小事，企业外交无小事。当老板、当经理的，对市场、客户要了解，对主要客户（包括主要中间商）要亲自掌握，以防情况不明，被人左右和利用。

第三、对于一个单位的主要的和关键的业务领域，一定不要控制在唯一一个下属手中。也就是说，至少有两个明白人共同管理；或者一主一辅，至少有一个后备人员。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旦主要业务的主管出了问题（有病离职休息，跳槽另谋高就，以内行人和业务权威的身份想“拿 ”单位和领导一把等等），还有人替补，不会造成业务的混乱。

这些年，不少企业曾经像“供神仙 ”一样地对待本企业的一些业务尖子或者外聘人员，但并没有太明显的效果。他们感悟，他们仍然动不动就甩手撂挑子，使企业工作不断遭受损失。究其原因，就在于此。

领导者在工作中要敢于发脾气。发怒足以显示领导的威严和权势，对下属构成一种令人敬畏的风度和形象。应该说，对那种“吃硬不吃软 ”的下属，适时发火施威，常常胜于苦口婆心。

权术、权势都要拿权说话，但有的领导还不会运用自己的权利，他的权势就难以显现，也就没有威信。上下级之间的感情交流，不怕波浪起伏，最忌平淡无味。有经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既敢于发火震怒，又有善后的本领；既能狂风暴雨，又能和风细雨。在平时工作中，适度适时的发火是必要的，特别是原则问题或在公开场合碰了钉子时，或对有过错的人帮助教育无效时，必须以发火压住对方。

但是，发火不宜把话说过头，不能把事做绝，那样的话就起不到说服的目的了，而应注意留下感情补偿的余地。发火应当虚实相间，对当众说服不了或不便当众劝导的人，不妨对他大动肝火，这既能防止和制止其错误行为，又能显示出领导人具有威慑性的力量。但对有些人则不宜真动肝火，而应以半开玩笑、半训斥的方式去进行，使对方不能翻脸又不敢轻视，内心有所顾虑——假如上司认真起来怎么办？

做好权力的节制平衡

毋弛而弓，一栖两雄，其斗口颜口颜，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持政，子无适从。

——《韩非子 ·扬权》

不要放松你的弓，防止一个窝里有两只雄鸟。一窝栖居双雄，必然大事争斗。豺狼在羊圈里，羊就不会增多。一家有两个尊贵的，事情就会没有成效。夫妻共同当家，孩子就无所适从。

在《韩非子 ·扬权》篇中出现了两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一个鸟巢里不能有两个雄鸟，否则就会不停地打斗；豺狼不能关进羊圈里，否则小羊的数量就不会增加。这两个比喻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比喻的结论是“一家二贵，事乃无功。夫妻执政，予无适从。”中心意思是父母不能共为一家之长。

初读这段文字，会感到韩非子以雄鸟、豺狼关系论父母关系、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有些文不对题。细心一想，他反对“父母共为一家之长 ”并非其真正目的，他的真正目的是树立“ 国无二贵 ”即树立君王一人绝对权威，反对“夫妻执政 ”只是文章所需要的基础性铺垫。

韩非子早就意识到，君臣的权力平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君主必须站在统筹的高度，以平衡、牵制的技巧统御臣子。尤其是能臣，更要御之有术，否则就会节外生枝，生出乱子，危害君主的帝业。

权力失去制衡导致高风险。秦始皇严格按照法家思想行事，集权统治，终于

取得了一统天下的业绩。到了秦二世时，他同时重用赵高、李斯二人，使此二人相争，自己处于平衡斗争的地位。这是后世帝王控制大臣时广泛使用的方法，秦二世也许具有开创之功。

《周易》六十四卦之中专有《家人》一卦，《周易 ·彖传》诠释《家人》时，以天地关系论出家长，论出一个家庭之内应该“父母共为严君 ”即父母共为一家之长。秦二世始终想使二人的势力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不肯轻易地打破。因此当二人互相攻击对方谋反或者不忠的时候，秦二世往往不置可否。李斯的存在，显然危害了赵高的利益。因此，赵高又利用了二世怕别人危害自己统治地位的心理，设计陷害李斯，将李斯投入了监狱，并严刑拷打，使得李斯屈打成招，自承谋反。秦二世信以为真，斩了李斯一门，自己破坏了这种平衡，使得权力集中于赵高手中。

除掉李斯之后，赵高又陆续把秦二世身边的忠臣挨个收拾，看看条件成熟了，就想作乱。不久他便发动宫变，处死了二世。二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大臣处死的皇帝。

到了西汉刘邦时，刘邦采取了“ 以臣制臣 ”的平衡策略，自己手中紧紧扯住群臣互相牵制的绳子，时而轻轻一拉就万事大吉。我们知道，张良、萧何、韩信都是人中豪杰，不善于统驭他们，必然会互不服气，甚至相互排挤压制，造成内讧。所以刘邦就根据他们的个性进行管理，使他们协调一致，各尽所能，为他的事业贡献力量。

张良善于出谋划策，刘邦就把他留在身边，充当高级参谋，随时献计献策，咨询顾问。萧何行政经验丰富，为人沉稳，有长者风范，所以就让他驻扎后方，抚慰百姓，随时供应粮草物资，支持前线的战争。而韩信善于统兵打仗，就让他征战沙场，这样就使他们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特长。

这种分工也使他们相互牵制，不会威胁到刘邦的领导地位。张良虽然谋略出众，但是没有军队，也没有粮食物资；萧何虽然坐镇后方，但是没有军队，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还有韩信，虽然有大将之才，身边也有一些谋士，可是少了粮食物资的支持，几十万军队照样玩不转。所以，虽然汉初三杰都有独当一面的大才，甚至萧何与韩信都有自立的机会，但是他们在刘邦这种权力制衡的设计下，只有老老实实地为刘邦卖命了。

一个政治家保持权力的平衡非常重要，不懂得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巧妙利用个体的矛盾以达到控制全体和整个局面的目的，就不能够保证一个政权的长治久安。三国争雄的时代，“皇叔 ”刘备虽然也会用人，手下有一班子能人，但是，刘备作为蜀国的最高统治者，在关羽、张飞屡犯错误时，不能正确及时地加以引导，不忍责备，而是纵容和袒护，这就犯了权力“制衡 ”的大忌。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出兵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擒于禁，斩庞德，吓得曹操一度考虑迁都，以避其锋。无奈功败垂成，以兵败作收，关羽被杀，荆州失陷，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布局破局。对此，有些人指责关羽刚愎自用，有些人则认为是刘备（或诸葛亮）在人员安排上失误，而我则认为是权力失去制衡造成的。

现代管理都在强调授权，但很多时候却忽略了对权力的制衡。以关羽和刘备的关系，以荆州军事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不问可知，关羽必然得到充分的授权，拥有相当的权限。但这种权力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制衡，使权力失去控制，才会有关羽擅自出兵，大意失荆州。

在我们的社会中，听到较多的“监督 ”一词，哪里出了问题，总是“监督有问题 ”、“监督没有到位 ”等等。而在管理制度建设上也往往强调“如何加强和完善监督制度 ”。但是，细想一下就会发现，我们的监督制度其实是世界上最多的。

为什么仍不能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呢？其原因就在于仅仅是权力的监督而不是权力的制衡。

在现代管理中，权力约束最主要的形式是权力制衡，权力监督只是一种从属性的权力约束。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必须以合理的权力配置为基础，否则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因而，在企业管理中，老板在给各部门充分授权的同时，也应当认真考虑如何对负责人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衡。

老板如何分派权力，达到权力制衡是个大学问。分派得好，可以形成良性竞争局面，大家纷纷做业绩，靠业绩说话，推动了公司的发展。但如果分派得不好，就可能形成老板被架空，某下属大权独揽，于是老板不放心，或职业经理人叛变。权力分派得不好，还可能在职业经理人中造成恶性竞争，影响团队合作。

老板在分派权力时，要考虑三种权力，那就是建议权、决策权和否决权。一般来说，权力分派的原则很多，但无外乎考虑信息是否充分，是不是为企业负责等要素。科学地讲，把建议权给基层，发挥创新和服务客户的精神；把决策权给职业经理，发挥经理的专业性；老板保留否决权，老是做最后的拍板。

这样就可以形成三级权力体系，把风险尽量减少到最低。否决一个报告是很快的，这样也可以加强老板处理报告的速度。如果公司比较大，事情比较烦琐，老板可以授权一个机构，比如说经理委员会，来完成否决权的实行。也就是说，

否决权天生是老板的，经理要得到老板的授权才拥有否决权，来代替老板做决策。古代专制体制没有设计对皇权的制约，有对臣下的权力制衡制度，行政、监察和兵权的各自独立与相互牵制。从秦始皇开始，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足鼎立，有了相权分割，一责多任的官制。

禁止结党营私，拆散小集团

欲为其国，必伐其聚；不伐其聚，彼将聚众。

——《韩非子 ·扬权》

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非子 ·二柄》

想治理国家，必须除掉朋党；不除掉朋党，他们将越聚越多。

明君驾驭臣下，臣下不能越权去立功，不能说话不恰当。超越职权就该处死，言行不一就该治罪。司守本职，言而有信，群臣就不可能结党营私了。

韩非子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处于保护自己利益的需要，人们会分成不同的派别，不同圈子里的人之间会明争暗斗，同一圈子的人会相互支持庇护。于是形成了各种利益集团，势力和斗争必然会威胁到最高管理者的权势和威信，

还会因为内耗削弱组织的力量，阻碍组织的发展。所以，一个组织的最高领导者必须警惕结党营私的行为，一旦发现，要立即铲除朋党，除掉相关人员。

韩非子主张，君主不能失去对臣子的控制，更不能让臣子们超越职权，要限制臣子的自我扩张。明君驾驭臣下，手段要严厉，眼光要雪亮，臣子就惧怕，司守本职，不敢结党营私了。韩非子在《难三》中举例说：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

秦王嬴政是非常接受韩非子的思想的，他刚刚走上前台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权力全部抓到自己手中。为此，他必须摧毁两大权力集团：一个是以丞相吕不韦为首的官僚集团，另一个是以宦官嫪毐为首的宫廷集体。后来，嬴政以周密的谋划、铁血的手段，彻底消灭了妨碍他治国秉政的两大集团，为自己的统治扫清了道路。鲁迅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自大 ”，只有“合群的自大 ”，这“合群的自大 ”指的就是拉帮结派，党同伐异。

中国人有拉靠山，找后台的倾向，这种倾向必然会出现结党营私的行为。一旦联群结党，排斥异己，试图通过小圈子来发展个人私利，这就会出现损人利己的行为，就会有损于国家、单位、公司的发展，不利于客观公允地选拔人才。

一个组织里经常存在一些小圈子，大家因为兴趣爱好而相聚在一起无可厚非，但有些小圈圈纯是由功利而形成，若干人自成体系，经营自己的小圈子，党同伐异，这对于领导的权威是一种公然的挑衅，对于组织的团结是一种严重的破坏。

这种小圈子的目的无外乎是两个：其一是形成自己的派系打击其他的同事，

积累更大的力量进行内讧；其二是经营自己的势力，培植自己的死党对抗领导，伺机取而代之。不论哪一种都会危害整个组织的团结，会威胁领导者的权威。

历史上有许多领导者喜欢或故意纵容下属形成小圈子，以便于自己从中控制，坐收渔人之利，但实际上这样做对于整个组织是不利的，而且一旦某个派系变大，那领导者自己就很难驾驭了。上到一个国家，下到事业单位，或者一个企业，团伙的危害性都是显而易见的。

某企业聘请了一名营销总监，这名总监到公司上任后，立即将他在原单位的十几名“老部下 ”招来，并迅速组织了一个富有战斗力的营销团队。半年后，正当企业的市场局面刚打开时，这位营销总监的狐狸尾巴便开始露出来了。他不仅串通自己的“老部下 ”吃回扣搞腐败，而且还私刻企业的各种公章。当企业要开除这位总监时，企业驻扎在各地的 20 多位“封疆大吏 ”居然全部“起义 ”，导致整个企业几乎瘫痪。

“结党营私 ”，成语出处朱熹的《朱文公文集 ·戊申封事》：“宰相植党营私，辜负任使。”营：谋求。成语的解释：结成党羽，谋求私利。搞小圈子，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往往形成这样的现象：一群人为了使自己的小集团更壮大，就只选用自己的亲信，只选择“靠得住 ”的人，而排除“外人 ”。对于有德有能，但不属于自己的同党的人一律弃之不用，甚至百般压制。小圈子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 ”，而是看对方是否是“ 自己人 ”，是否能认同小圈子中的信念，是否维护小圈子的利益。这样，领导者一旦发现，想动也动不了，处于被动地位。即使采取铁腕措施，也难避免很大的损失。

某大酒店为了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高薪聘请了一位资深管理专家作大酒店总经理，并且应这位总经理的要求任命了他推荐的 3 名副手。酒店的本意是给这位总经理一个宽松而有效的环境，这位总经理做得也确实不错，酒店的业绩有了

提升。可是酒店股东不久发现，这位总经理和下属的 3 个经理上下通气，4 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牢牢把持了大权，对于股东和董事会的决议有时都敢阳奉阴违），酒店职员们对此议论纷纷。酒店股东为了安抚人心，果断地把这 4 名经理都解雇了，这才让员工们的议论平息了下来。

可见，小圈子、小集团不可小视。“小 ”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言其不正，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而言的。有时候，“小 ”圈子实际上人数众多，其成员大多占据要位，活动能量很大。像上面例子中的小集团成员几乎全是高层领导成员。

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性也。

——《韩非子 ·奸劫弑臣》

领导一旦纵容小圈子的发展，任其势力膨胀而不加干预的话，那它就会变大，或割据一方，搞独立王国；或藐视领导，公然向最高领导挑战，这种尾大不掉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处理了。领导即使发现了小圈子的存在，由于气候已成，领导处理时不免投鼠忌器，难以下手。

小圈子和整个组织的关系，就如肿瘤对于人体，一旦肿瘤恶性膨胀，就有吞噬整个机体的危险，就会形成癌症，威胁人的生命。对待如此小圈子，领导者绝不能听之任之，保留他们的权威也就相当于削弱自己的权威，无异于自杀行为。因此，对于结党营私的部下，明智的领导者决不能容忍小圈子变大，一定会毫不留情地砸烂它。

防备下级夺权取代自己

万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

——《韩非子 ·孤愤》

臣闻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徒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徒其威而倾其国。

——《韩非子 ·爱臣》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

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

历史上臣欺君的现象是很多的，韩非子把手握实权心图不轨的臣子称为“擅主之臣 ”。

韩非子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专制君王的威胁，于是他向专制者了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犯上作乱的措施，并提出了加强君王集权的四个美好的东西：身贵、位尊、威重、势隆，如果能用好这四样东西，就能制于人而不受制于人。

韩非子对于历史发展非常敏锐，周朝已败，天下纷乱，诸侯国斗争激烈，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也是权力的一个分化与集中的过程。而历史的大潮也是往天下一统的方向发展，所以，《爱臣》这篇讲集权为术的文章也有着历史现实的意义。

在中国的权力格局中，王权和臣权始终是两条相互平行的火车道，既相互依靠，又界限分明。有从小臣到大臣的正当途径，有从小王到大王的正当途径，但从来没有臣到王的正当途径。正统的王位是世袭的，对应的臣位是更替的，所以这就注定了一部分人生而为王，而其余的人就只好生而为臣。

万物莫如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

——《韩非子 ·爱臣》

强调绝对至上的王权对能力超群、颇得民心的臣下来说永远有说不完的痛。对君主来说，这样的臣下无论居心如何，是否真想取而代我，其存在就是错误的，这是家天下式政权中的一个原发性的硬伤，并不因君主的胸怀和臣下的出世有方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只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所缓解。所以，但凡重视自己权力的君主都不会与允许手下存在这样的大臣。即便由于外界因素不得已出现了这样的大臣，也必定等事情完成之后除之而后快。

韩非子毫不客气地道出了人世间的一切道理，残酷地揭开了君臣关系之间温情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了驭臣之道。后世的许多领导者信奉他的理论，将部下玩弄于股掌之中。以齐襄王与田单为例，韩非子说了“爱臣太深，必危其身 ”，所以齐襄王就时不时地敲打一下田单，告诉他：你是臣下，我是国王。韩非子又说：“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所以齐襄王时时刻刻地提防田单，趁机削其权，夺其势。

即便齐襄王在位时田单没有野心，但无法保证齐襄王不在位时田单没有野心，即便田单本人没有野心，但无法保证他的后代、他的部下没有野心。齐襄王看到了这一点，只好削其权，夺其势，以戒其心。

“忠诚 ”在君臣关系中是一个变量，它会因人主的能力、寿命、部下的野心发生变化。晋文公在位时，晋国六大家族，个个竭忠尽智，晋国霸业遂成，当后世君主软弱无能时，六大家族便个个图谋不轨，拥兵自重。齐国田氏家族也是经历了一个从忠臣到重臣再到国王的一个转变过程。隋文帝杨坚在北周宣帝时还能安心地做一个封疆大吏，宣帝死后，静帝即位，杨坚入朝辅政，面对孤儿寡母，杨坚也禁不住动了撍越之心。当一代英主周世宗柴荣在世时，赵匡胤只是一个有一定军权的将领，但柴荣死后，恭帝年少，无法控制这些手握重权的将领，赵匡胤因机乘便，登基篡位。

所以，明智的君主总是防备身边的权臣，为了制约臣子，可谓煞费心机。刘备在白帝城临死前对诸葛亮说：“如果我的儿子是个好样的皇帝，你就扶持他，如果不是，干脆老弟你就取而代之吧！”。刘备说这话并不是出自真心，而是一种策略。事实上，刘备在提防诸葛亮方面留了一手。

刘备托孤时，文托诸葛亮、武托李严，其用意很深晦。他怕诸葛亮暗中操纵西蜀政权，为了稳妥起见，又令在川中自成一系的李严掌管内务，协助诸葛亮，实际上是让他们相互制衡。李严的人品刘备也是相当清楚的，将内务托给一个奸佞小人，这里有一个微妙的道理：一忠一奸、一贤一佞，相互掣肘，组成了一个稳定的架构。

权力是我的唯一情人，别人偷看一看都会让我妒火中烧。

——拿破仑

对比魏、吴两国，我们不得不赞叹这是非常高妙的政治手段。魏国是能人司马氏专权，结果能人及其儿孙把曹家取而代之了；吴国是小人专权，结果两代小人把朝廷弄得帝位更易，内讧迭起。而刘备的这种安排使得蜀汉绵延数十年而内部不乱。所以说刘备的宽厚仁慈不过是表面现象，所谓“刘曹原是一路人 ”，的确是十分中肯。

当一个政治体系内产生权高震主或对立的势力、党派时，作为帝王或领导者，如果一时无法消除这些势力或其对立状态，那就必须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制造出能与之相抗衡的力量，以控制对立的双方，并使他们在同一政治体系内共存，相互制衡，以达到权力的平衡点。

对于刘备的意图，诸葛亮心中是非常明白的。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也不是很放心，就像前面说的，忠诚在君臣关系中是一个变量，当刘禅幼小软弱时，谁能保证诸葛亮不会取而代之呢？刘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们来看看诸葛亮这个人的真实情况。

中国历史上，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 昆仑 ”般的高度。有学者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圣化了。

生命意志即是权力意志。

——尼采

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 ”自居，将后主

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为了“兴复汉室 ”，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 ”。

韩非子强调，大臣权势太重就会祸害国家，君主太宠信近臣就会危及自身，君主不能疏于对臣子的监督与控制。下级控制领导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有些人有野心，只是迫于情势才屈于领导之下，本质上是不甘心在领导权威之下仰人鼻息的，条件成熟了，就会推翻领导，取代领导。

翻一下近期的新闻，时常可以看到：某球队的主教练权力被架空，某机构的领导有名无实权，某企业总裁权力被瓜分。凡是失去权力的，要么被赶走，要么无奈辞职，要么任其自然赖着不走，甘当傀儡。这类人心里是非常痛苦的、无奈的、酸楚的，没人的时候，独自偷偷地疗伤。希望现在的领导们提高警惕，不要步其后尘。韩非子在《爱臣》中通篇根本没有讲忠诚，而只是在讲形势。在他看来，君主的安全不应该依靠来自臣下的不可靠的忠诚，而应该依靠使臣下不得不忠诚的权力格局，即君主在君臣关系中占有压倒性的优势。

第三章 制臣之策

——驾御下属的方法

正直的领导赢人心

所谓方者，内外相应也，言行相称也。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所谓光者，官爵尊贵，衣裘壮丽也。…… 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韩非子 ·解老》

所谓方正，是指表里一致，言行一致。所谓廉正，是指舍生忘死，看轻资财。所谓正直，是指在道义上一定公正，有公心而不偏私。所谓光耀，是指官爵尊贵，衣裘华丽。……圣人要方正，但不割伤人；有棱角，但不刺伤人；正直，但不放纵；有光彩，但不炫耀。

领导者都希望下属忠心追随自己，希望自己有人格魅力。这样，既便于管理，又能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要做到这样，是有条件的。正直是一个好领导必须具备的品格，这在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中非常重要。

很明显，如果人们愿意追随某个人——不管是去打仗还是在企业经营中，他们首先要在心里承认这个人值得信赖。他们希望他诚实、讲道德、有原则。当人

们讲自己所尊敬的领导人的品质的时候，常常用“正直 ”、“有个性 ”来形容。

每个人都想要完全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而要完全信任就必须让他们相信：他们的领导人个性强，非常正直。正直，追随者追随的理由，所有的领导者都必须赢得人们的心。

韩非子主张领导者道义上一定公正，有公心而不偏私，表里一致，言行一致。管理者必须坚决果断并刚强正直；不刚强正直，就不能矫正邪恶。领导者要把“直 ” 视作内心所具有的道德，说话不合乎法律不要说出口，行为不公道就不要在心里有萌芽，要坚持社会正义，为人公正正直。

当考察管理者是否正直诚信时，人们必定会非常重视他人品是否正直。领导者正是通过其正直人品，才树立了别人效仿的榜样。在人品这点上，领导者无法弄虚作假。一个领导者的同事，尤其是他的下属们，只要和领导者共事几周，就会知道他是否正直。

这一点对企业最高领导层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一个组织的精神是自上而下树立起来的。如果一个组织富有精神，那是因为它的最高领导者精神崇高。如果一个组织腐败，其根源在它的最高领导者，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 ”。

领导在于正直，不正直的领导也可以生存，那是他侥幸地免于祸害。领导应该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一个领导者只有严格地要求自己，起带头表率作用，才能服众。更何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只有自己愿意做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只有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才能要求别人也去做到。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论语 ·雍也》

作为下属最基本的进言交际方式，对话应当尽量创设一个和谐的交际气氛。只要领导说得有些道理，就应当把握话语内在的“语脉 ”接引线索，进行融洽性的对话；即使有些认识上的差异，也应暂时“克己适彼 ”，在相辅相成的配合过程中进行交谈，逐步形成对一个问题的共识。交谈的“克己适彼 ”是“接近的艺

术 ”，在职场交际中，下属说话应切合不同语境，切合上司心理，与人为善，尽量与上司接近，这样才可能达到进言的目的。

下属进言策略的关键，是确立“ 以对方为中心 ”的沟通意识。具体地说：顺着毛摸，狮子老虎也会听你的。只要你先顺着他意，不管他权势有多大，脾气有多坏，主观有多强，即使对方是皇帝老子，也会顺从于你。武则天就是采取这种策略最后控制了皇帝。

常言说：逆耳之言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然而逆言有多少人愿意听呢？连李世民都曾要杀魏征。苦药有多少人愿意喝呢？其实，顺耳更有益于行；甜药更优于苦药。现在的药动不动就是糖衣片，或是糖浆。这是为什么呢？人们更乐意喝吧。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饮酒，饮了七天七夜还不停止。弦章便进谏道：“您由着性子喝酒，已经喝了七天七夜啦，我请您不要喝了！否则，请让我去死！”

晏子听说了这件事，立刻前来进谏景公。景公说：“弦章劝我说：‘希望您不要喝了！否则，请让我去死。’如果听他的意见不喝了，那么，我就被臣下制约住了；若不听他的意见，又舍不得他死。”

晏子说：“幸亏呀，弦章遇上了您，如果他遇上了桀纣那样的君王，早就死了。”于是，景公就不喝了。

同样是进谏，弦章与晏子的水平立见高下。要劝说一位高高在上的人，是需要智慧的。在这次成功的劝说中，晏子善于察言观色，用“顺水推舟 ”式的手法，顺着景公的意思，在其有所悔悟时，给其一个台阶下，使其愉快地接受了建议，立刻纠正了错误。

韩非子在《说难》的最后介绍了龙这种动物：龙作为一种动物，驯服时可以戏弄着骑它；但它喉下有一尺来长的逆鳞，假使有人动它的话，就一定会受到伤害。君主也有逆鳞，进说者能不触动君主的逆鳞，就差不多了。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资治通鉴 ·卷第二百一唐纪十七》

狮子老虎虽然凶猛，但是，有经验的驯兽师很容易就能把它们驯服。那些握有强权与势力强大者，比狮子老虎要厉害不知多少倍，那么，作为弱势者该怎么办呢？也不妨学一学驯兽师，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用自己的智慧令他们为你服务。

韩非子主张顺谏，在向君主进谏时，要善于寻找机会，察言观色，忖度君主的心里，委婉曲折地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火候适宜，既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又不至于触犯龙颜。《吕氏春秋》篇也提倡顺谏，认为善于游说的人，陈述形势，讲述主张，都能根据听话人的心理，顺其思路，投其所好，然后因势利导，达到自己说服对方的目的。

《吕氏春秋 · 自知》篇讲了一个颇耐人寻味的故事：有一次魏文侯晏饮，让群臣评论自己，多数人阿谀奉承，讨主子的欢心，唯独任座指斥魏文侯是“不肖君 ”，魏文侯听了很不高兴。任座出去以后，翟黄当即进言：“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魏文侯听罢转怒为喜。《战国策》所载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是大家所熟知的，其方式也是先顺而后谏。

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韩非子 ·说难》

作为下属，对上司提出忠告和建议时，应“多献可，少加否 ”。要多从正面去阐发自己的观点；要少从反面去否定和批驳上司的意见，甚至要通过迂回变通的办法有意回避与上司的意见产生正面冲突。

例如：你是一位公司的部门经理，根据业务可发展情况需要给你配一名专管业务的副手，这时你想提拔一位懂业务、有经验的下属担任此职，而上司却准备从其他部门派一名不懂这方面业务的外行人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你可把话题多用在部门副经理应具备的条件和你所提人选已具备的条件上，而不应用在反驳上司所提候选人上。这样既可以避免与上司发生直接冲突，又能把话题保留在自己所提人选上。

下属对上司提出忠告和建议时，应多“桌下 ”，少“桌面 ”。就是说下属向上司提出忠告时，要多利用非正式场合，少使用正式场合，尽量与上司私下交谈，避免对上司公开提意见。这样做不仅能给自己留有回旋余地，即使提出的意见出现失误，也不会有损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更有利于维护上司的个人尊严，不至于使上司陷入被动和难堪。

例如：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率领着 80 万大军进攻孙权。孙权朝中的谋士都吓破了胆，纷纷主降。孙权犹豫不决。鲁肃趁着孙权上厕所的时候追上孙权，向他提出了抗曹之议。希望孙权能早定策略，千万别用投降派的主张。上厕所时提建议，属于非正式场合，说话比较放得开，给孙权留下了思考的余地。事实证明，孙权采纳了鲁肃的建议，坚定了抗曹的信心。

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

——《吕氏春秋 ·慎大览 ·顺说》

下属对上司提出忠告和建议时，应“ 引水 ”，少“开渠 ”。对上司“进谏 ”，不要直接去点破上司的错误所在或越俎代庖地替上司作出你所谓的正确决策，而是要用引导、试探、征询意见的方式，向上司讲明其决策、意见本身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使上司在参考你所提出建议资料信息后，水到渠成地做出你想要说的正确决策。

许多实践也表明，人们对于自己得出的看法，往往比别人强加给他的看法更加坚信不疑。因此作为一个聪明的下属，要想使自己的看法变成上司的想法，在许多时候应仅仅做好引导工作，提出建议、提供资料，其中所蕴涵着的结论，最好留给上司自己去定夺。

善于运用美化和激励语言

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义示而强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说者因为之饰其美而少其不为也。

——《韩非子 ·说难》

大凡游说的要领，在于要懂得如何去美化对方自负的方面，掩盖他认为可耻

的方面。如果对方有私人的急事，说者就应该用大道理鼓动他做。他若有见不得人的意图，而又不能克服自己，说者就应该替他夸耀这件事的好处，对他不做这件事表示惋惜。

韩非子认为，游说君主要为他维护形象或美化形象。君主都希望自己留给臣下好印象，也期待着臣下能美化他的形象。倘若臣下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会认为你不忠于他，因此，哪怕是赞美他唯一的优点，也要极力去称赞、拥护，帮助其树立良好的形象。

韩非子说，大凡进说的要领，在于懂得粉饰进说对象自夸之事而掩盖他所自耻之事。君主有私人的急事，进说者一定要指明这合乎公义而鼓励他去做。君主有卑下的念头，但是不能克制，进说者就应把它粉饰成美好的而抱怨他不去干。君主有过高的企求，而实际不能达到，进说者就为他举出此事的缺点并揭示它的坏处，而称赞他不去做。

韩非子认为，光是称赞毛啬、西施的美丽，并不能使自己变得好看；用脂泽粉黛化妆一番，就能比原来漂亮几倍。歌颂领导，宣扬口号，是生活的常态。任何时候任何、领导都是爱听颂扬的，向领导进言时要懂得用美化的语言来赞美。

除了运用美化的语言外，韩非子还主张用激励的语言鼓动君主的信心。君主想自夸智能，进说者就替他举出别的事情中的同类情况，多给他提供根据，使他从我处借用说法，而我却假装不知道，这样来帮助他自夸才智。

君主自夸力量强大时，就自勇其断，则无以其谪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躬之。

——《韩非子 ·说难》

不要用他为难的事去压抑他；君主自以为决断勇敢时，就不要用他的过失去激怒他；君主自以为计谋高明时，就不要用他的败绩去困窘他。

人的感情世界里，大都潜藏着一种自尊、好胜、虚荣之心。这种情感，如果得到他人的尊重激励，就会给人鼓舞，教人奋发，使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出最大的效能。激言励志就是利用和调动人们的这种心理而产生和运用的方法。具体说来，激言励志就是在游说中，为了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主张，事先并不直截了当地点明要害，而是先用掌故、比喻或生动的事例开场，从调动对方的情绪入手，而后顺情释理，让对方在兴致正浓之间或在触类旁通之际，接受理喻。

当年楚国的庄辛说服楚襄正放弃享乐、重振国威时，采用的就是激言励志的方法。楚襄王之父楚怀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之后，不仅失去了当时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优势，而且连年遭到秦国的进攻，变得一蹶不振，最后连自己也被秦扣留，客死他乡。楚襄王即位之初，同样不思进取，整天沉湎酒色，苟且偷安，不听谋臣庄辛之谏，结果尽失鄢、郢、巫、上蔡、陈等地盘，自己只好逃到城阳。这时才后悔顿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在庄辛面前说：“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于此，为之奈何？ ”

庄辛，这位继屈原之后楚国的又一英才，虽很不满意襄王的昏庸、愚昧，但念及受苦受难的楚国人民和国家，他的一片报国赤子之心未变，仍希望楚国再度强盛起来，故此对襄王进行了一番动情地劝谏：“我听俗话说：‘见到兔子再找狗，为时不晚；亡羊而补牢，也不算迟。’我也听说，历史上汤武王以百里之地而兴国，桀纣自恃有天下而亡国。今天楚国虽然变得弱小，大大小小加起来，也有数千里之地，不是远胜于百里之域吗？ ”

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楚襄王听后，又惊又愧，虽然没有说话，但从神情上观察，是深受感动了。庄辛顺水推舟，一鼓而下。“大王你没见到蜻蜓吗？

六只脚，四张翅膀，飞翔于天地之间，饥而啄蚊虻食之，渴以甘露饮之，自以为无患，与人无急。不想竟被顽童以胶丝做圈套住玩耍，最后成为蝼蚁的食粮。”

楚襄王静静地听着。

“蜻蜓是小动物，不足为奇。黄雀呢，俯啄颗粒，仰檩茂树，鼓翅奋翼，自以为无患，与人无急，不想最后惨死在王孙公子的弹丸之下。”

楚襄王凝神看着庄辛，点点头。庄辛又继续道：“黄雀也是小动物。那么黄鹄呢？游于江海，淹乎大沼，俯可食鳝鲤，仰可啮菱蘅，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自以为无患，与人无争，不是最后也成为猎人鼎中之物、盘中之餐吗？ ”

庄辛说到此，瞥了襄王一眼，见他神情专注，便又说开去：“黄鹄之事也小，再看蔡灵侯吧。他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水，食湘江之鱼，左抱幼妾，右拥美女，与她们沉溺于荒淫享乐之中，而不以国家为虑，最后被灵王捆绑而去。”

这回襄王有些不自在了，似乎坐立不安，但庄辛假装不见，一口气说下去： “蔡灵侯之事也不值得一提，再看看大正你自己吧。左州侯，右夏侯，坐着车跟鄢陵君、寿陵君四处游览，吃的靠俸禄，四时还有人馈赠金银珠宝，与他们驰骋于高山大川，而不以天下国家为虑，不思念先王的重托，最后不是被迫出奔城阳吗？ ”

一席话说得楚襄王悔恨交加。当庄辛再抬眼看他时，只见襄王“颜色作变，身体战栗 ”。从此，襄王便舍酒色，远小人，振奋精神，励精图治。虽没有恢复到祖先时的版图，但也没有被秦国迅速灭掉。这与庄辛善于以事喻理、以言激将

的劝导有很大关系。

管理的范围不仅是上司管理部属同僚，也包括下属管理上司。上司压力大，也会觉得特别孤独，特别渴望部属的理解和支持。激励你的上司，你做到了吗？楚襄至沉迷酒色已深，庄辛的劝说倘若是轻描淡写地点一点他的过失，或者没有许多生动的事例来启发、刺激襄王，而只是赤裸裸地批评，能使襄王这样的昏君醒悟、震动以至振奋起来吗？

只管献策，不争功劳

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

——《韩非子 ·说难》

君主有时计谋得当而想自以为功，进说者同样知道此计，如此就会身遭危险。

韩非子认为，作为谋臣，必须学会全身远祸的本领。下属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维护上司的权威，不能突出个人。虽然出众，但要避免邀功请赏，多推功让赏，有才而不恃才傲物，有功而不居功自傲，有为而不咄咄逼人。

下属要懂得韬光养晦，不与上司争功。在上司面前过分在意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利益，对下属来说并不是好事。下属的任务主要是协助上司，假如你硬要出来邀功争宠，只会让上司觉得你不自量，不识大体。

《国语》中记载了郤献子等各推功于上的事迹：靡笄之战胜利后，郤献子来进见晋景公，景公说：“这次是你的功劳啊！”献子回答说：“我郤克以君主的命令命令三军将士，三军将士听从命令勇敢战斗，我郤克有什么功劳可言呢？ ”郤献子推功揽过的襟怀让人佩服。

韩非子有着特殊的“公子 ”身份，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考证他为“庶出的皇子 ”，这便造就了他自命不凡、极为敏感的天性，而政治上的屈辱失意，又使他看透了人生情怀，谙熟一切权谋手腕。他认为要在官场生存下来，就必须学会与他人的交际能力。隐藏自己的本来面目，全身远祸是一个很重要的处世原则。

韩非子讲述了这样的故事：殷纣王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忘记了时日，问身边的人，也都不知道日期。殷纣王派人去问箕子，箕子对他的弟子说：“作为天下的主宰，而整个国家人的人都忘记了日期，这样天下人都危险了！整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时日，而只有我一人知道，我也就危险了！”于是也假装喝醉了酒，说不知道日期。

箕子谓其徒曰：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曰，天下其危矣。一国皆不知而我独知之，吾其危矣。辞以醉而不知。

——《韩非子 ·说林》

在周围人都沉醉不醒的情况下，是很有必要刻意隐藏自己的清醒，否则生命难保。韩非子在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韬晦之策，很类于《老子》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而在全身远祸，贵身自养这一点上，老子和韩非子是共通的。

在韩非子看来，这个世界人人自危，毫无真情可言。所以无论是国与国之间，

君臣之间，还是一般人之间，要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正视人性的这些弱点。仅仅怀着孔孟所宣扬的“仁 ”“诚 ”之心是远远不够的，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在处世态度上要明哲保身，不要说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语及所匿之事）、不要倡言礼义来挑君主的毛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不要抢功（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说者与知焉，如此者身危）、不要随便议论君主周围之人。

下属与上司相处，必须掌握推功让赏不言禄的生存技能。晋武帝司马炎的重臣杜预，因为熟于此种技能深得君主的宠爱。杜预认为孟津渡口险要，请求在孟津渡口建造一座黄河桥。有人议论说：“殷、周时期的都城都建在黄河边上，但是经历了圣人贤人的时代而没有造桥，必定是不宜于建桥的缘故。”但是杜预仍然坚持造桥。等到桥建起来了，晋武帝和百官一起集会，他举起酒杯敬杜预说： “如果不是你，这桥就建不起来。”杜预回答说：“如果不是陛下圣明，我也没有机会施展我的技巧。”功劳要推给领导，赞誉要献给领导，否则，你自己就一事无成。

预固请为之。及桥成，帝从百寮临会，举觞属预曰：非君，此桥不立。对曰：非陛下之明，臣亦无所施其巧。

——《资治通鉴》

卷第八十晋纪二很多人不理解推功的智慧，觉得“功 ”为什么“推 ”？有些传统智慧就是这样，一开始并不一定知道为什么，做起来也不容易，需要不断地提醒和培养。有人说“推功 ”这一类的行为准则缺乏科学依据，没有什么道理，仅仅是道德说教，是“愚善 ”。其实这些传统智慧是有很深刻的道理的！只不过不是以现行的科学表述方法存在而已！

人的弱点需要人们有“推功 ”的意识。五个人一起干成功一件事情，贡献有大有小，可是你分别问问每个人的功劳多大，差不多都以为自己对成功起到了一半的作用。所以，人的本性是揽功的，多数人在成功时都暗地里认为奖赏自己的少了，需要推功来平衡。若没有推功对心理的平衡，一个群体很容易解体的。

当我们认为自己的成功会招致嫉妒和怨恨的时候，也会自动的谦虚一番，感谢其他人在自己成功过程中的作用，以避免潜在的危险。

比如企业管理，当企业有了较大的起色之后，领导当然喜形于色，尽管企业业绩的提升与大家的努力息息相关，但人总有一些虚荣心需要满足。因此，领导也想居功，而使自己的威信与日俱增。可是，有时候，就有这样一些不识相的下级，自以为点子是他们想的，实施执行是他们办的，便认为自己的功劳大于领导的功劳，甚至跟领导争功，这样的下级，其地位也会变得危险。

韩非子的主张非常明确，不能参与权贵们的好事，因为他们会怀疑你在抢他们的功劳而加害于你。如果上级的业绩或政绩的“军功章 ”里因为你的贡献而突出，上级的进步因你的全力支持而加快，即使你不明说，上司心里有一块明镜，一方面上级会因此而感谢你的支持，为你的进步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你也会因为努力工作、业绩突出而在同僚中崭露才华，从而增加了获得被赋予更大责任的机会的可能性。唐初名将李勣本姓徐，字懋功，唐高祖李渊赐姓李。高祖曾经称赞他“感德推功，实纯臣也 ”。

下属要懂得借上级领导之力而进步成长，除了主观努力把事情做好、做成外，还要把坚持原则性与工作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获得上级的欣赏信任时，不能居功自傲、沾沾自喜，尤其不要与上级争功，不要显得比上级更正确、更聪明。一自傲，一争功，你就可能招致同僚的嫉妒甚至上级领导的不满，这时，就像韩非子所说的，如此者身危。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世界从何而来？ ”老子的《道

德经》有这样精彩的解答：“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老子看来，“无 ”比“有 ”更加根本，“无 ”是天下万物的根源，“无 ”就是他反复论述的“道 ”。

哀公有臣外障距内比周以愚其君，而说之以选贤，此非功伐之论也，选其心之所谓贤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内比周也，则三子不一日立矣。

——《韩非子 ·难三》

戴尔 ·卡耐基曾经说过：“如果你仅仅提出建议，而让别人自己去得出结论，让他觉得这个想法是他自己的，这样不更聪明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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